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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79年的常州市副市长蒋鹏举，从小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2007年，他获得牛津大学合成生物学博士学位后，即留校任教。在他看来，2010年从英国举家回国，从事政府管理工作是人生中的一个偶然选择，也是“最有意义的时间节点”。“下飞机当天就到单位报到上班了”，此后，他开启从“野外工作者”到服务创新的“店小二”的身份探索。他说：“人生有很多转折NG.28.66，有偶然有必然。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经历，那是流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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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公约》生效30周年，这期间美国已经两次“退群”。第一次是布什政府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第二次是2017年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如今，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美国是否会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引起全世界担忧。美国两党这种对气候政策的不同取向，也造成美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缺乏连续性，“承诺的做不到”。
对于中国的角色，刘振民表示，首先，中国自身的能源转型还面临很大的压力，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来做自己的事。中国要构建一个以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能源体系。截至2024年9月底，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约占总装机的54.7%，虽然近些年保持高速增长，但还不能保证中国国内的能源供给需求。据能源部门预测，要实现碳中和目标，到205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要达到80%左右，这也意味着巨额的资金需求。
此外，刘振民介绍，在本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中国发布了《早期预警促进气候变化适应中国行动方案(2025-2027)》。在这个行动方案下，中国将在未来两年发射三颗风云号气象卫星，将会密切跟踪亚洲、非洲及西太平洋地区的气象和气候变化，以便及时为有关国家和地区提供早期预警服务。这也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的切实帮助。
另外，不少发达国家不得不将本可以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用于支持应对地区冲突等其他事项，导致气候议题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同时，需要看到，近些年，不少发达国家动辄采取单边措施、征收高额关税，这不仅影响全球经济恢复，也影响到全球能源转型的进程。这些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均对COP29产生一定影响，需要国际社会多方面解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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