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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上海各行政执法部门发送“检查码”10万余个，收到执法评价5万余条。“总体来说，企业对本市涉企行政检查和亮码检查比较认可。”上海市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处长于晓琼说，企业通过扫码可以了解检查内容、查看结果、及时整改，执法人员也认为此举能有效减少对商家正常经营的干扰，提高检查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上海全面推行“检查码”，就是为了解决企业的这些烦恼。“检查码”，包含检查任务、检查内容及执法人员信息，即执法人员在涉企现场检查时向企业展示的一个二维码。通过“先赋码、再凭码检查、最后扫码评价”这一套流程，让检查公开透明。于晓琼说：“执法人员一到企业就要亮码，企业一扫就能知道检查什么内容、执法人员有没有资格，有效防止了随意检查和非法检查。”

除此之外，开发过程中制定了统一技术规范和开发标准的服务接口，规范重点领域执法系统接入“检查码”工作程序和验收标准，实现业务标准与数据标准相匹配、业务流与数据流相统一、业务系统与数据系统相同步。为了确保数据安全，还打造了全周期数据安全防护链，建立数据分类分级管控体系，对姓名、手机号等敏感字段采用加密存储。

数字化留痕，则让执法行为更“阳光化”。3月28日上午，杨浦区军工路上的一家码头企业迎来了一次联合检查。在现场，市交通委执法总队检查扬尘措施是否到位，市水务局检查防汛墙和排水证办理情况，市生态环境局检察扬尘监控安装，市城管局检查物料堆放是否符合要求……四部门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一上午时间，检查顺利完成。

那么，在推进跨部门联合检查时，如何协调不同执法单位的工作流程？是否遇到过部门间因数据壁垒或操作习惯差异形成的阻力？ 据介绍，具体来说，各行政执法部门在开展涉企检查前需制定行政检查计划，明确检查事项、检查依据、检查主体、检查对象范围等内容，在申请“检查码”时，系统将自动推荐对相同检查对象一定期限内其他执法部门准备开展的检查任务，执法部门可以选择加入并开展联合检查，以实现检查的撮合，减少检查频次。

为此，上海进一步开发了系统功能。在“亮码检查”的基础上，正在推进“风险+信用”的分级分类检查模式，即根据行业领域风险和检查对象信用情况，动态评分确定检查对象综合评价等次。对综合评价等次高的检查对象，合理降低检查频次；对综合评价等次一般的检查对象，保持常规检查频次；对综合评价等次低的检查对象，适当提高检查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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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许子东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AI对于应用型的文科影响较大，而对于研究型的文科只是作为辅助工具。大学应该以全人教育为目的，不应该成为职业培训场所，但这是理想的说法，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是头等大事。优越感和使命感是中国知识分子非常宝贵的传统，不应该放弃，但同时要面对现实，因为在这个层次的人多了。

许子东：文科分不同的类型。应用型、工具型的文科会受到AI比较大的影响，例如培养秘书或者成批培养作家，因为这种教学方法更多是依靠知识普及和积累，工作方法也比较规范。AI对这类文科，无论是帮助，还是挑战，都会比较大，所以它们必须要发展才能生存。至于研究型的文科，我觉得AI只是作为辅助工具，不会影响到这些学科。

但现实问题是，（这么多毕业生）带来了就业的压力。在中国传统社会你一考上榜做了读书人，一生已经是地位不同了，上可做官，下可做乡绅。现在情况不一样，大学生数量那么多，大学生跟普通民众之间没有那么大差别了，但人们（对于读书人）的心理还在对不对？一个地方尤其是在偏远地方，谁家孩子读了北大清华，敲锣打鼓之后就有了期待，盼着孩子以后会很有出息。所以1000多万大学毕业生是我们巨大的财富，也是巨大的压力。

中国读书人这种优越感和使命感不是缺点，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非常宝贵的传统，他们比一般人更关心国家的事。但有人文精神并不代表道德高，我们既要打破读书人找不到出路的困境，也要打破道德上的优越感，不要觉得自己读了书，就比工农的品质高，就有了高的精神（境界），这是一个幻觉。但总体来说，多读书，对国家的事多关心，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应该继承发扬。

许子东：就业其实是看工作的机会。讲讲我熟悉的，比方说我在香港岭南大学做了很多年中文系主任压球软件app，学生毕业后多数是到中学教书，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中学老师的工资起薪是三万多港元，每年稳定加薪。毕业五年后，他们聚餐请我去，每个人月薪已经涨到五六万港元。毕业十年后，他们有了小孩，成双成对，每个人月薪又涨到了八九万港元。当然，香港的房价、房租也很高。不过他们的工作很稳定，不大会因为AI而改变。即便将来学生使用AI，老师也会有办法来鼓励学生更好地使用，或者限制他们的用法。

我比较担心的是秘书这个行业，我们有数量庞大的办公室人员压球软件app，文件处理、资料整理这些工作原本可能需要人工整理一天压球软件app，现在用AI可能一个小时就搞定了。教师、研究人员不会被AI取代，而是会得到更好的帮助。以前我们做研究，80%的时间都在整理资料、抄卡片，后来有了搜索引擎，我们不用抄卡片了，现在又有了DeepSeek。

说AI会威胁我们的研究，太早了。有时候我对什么好奇，会用DeepSeek查一查，例如我输入我的名字和一本书，它给我的结论大概不错，但是没有新意。它起到的作用是把已经有的东西整理好给你看，收集速度非常快。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搜，那你的价值在哪里？（做研究）一定是要跟别人不一样的。所以做研究的，以及比较理想的教育，其实不太受AI的影响。我让AI帮我整理我30年前写的一本书，它用了很多现在的术语，我当初不会这么说话的，但它的“脑子”里只有现在流行的术语，也不能说它错，但是有点面目全非。所以，有时候用AI搜集资料也不一定靠得住。

许子东：具体表现就是鼓励创新少，强调规范多；鼓励独特性少，强调正确性多。许多事都要有一个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也一定要弄出一套标准答案。对于文科来说，强调唯一准确的教材，这是限制它的发展。举个例子，唐朝科举考试主要考诗赋（诗赋取士制度），为什么？因为如果考经文，考政治文章，大家都会背，分不出考生水平的高低，放开诗词考试，反而促进了唐诗的繁荣。简单来说，文科不能单靠背书，如果背书背得准的人，分数就高，那教育就出问题了。

论文有一套评审机制，例如SSCI（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是按照英美的制度标准，同行匿名评议，比较公平合理。但送审机制对国内整个学风影响很大，很多文科论文一律引用西方某些理论家的观点。因为有些评审专家一拿到文章会先看注解引用，那些引用数量越多、引用的人物越尖端的论文就越受认可。这样会逼着很多研究生连基础的文学史和史书都来不及看，就直接看最尖端的论文，连论文题目都差不多。他们也没办法，要迎合这种风气。

许子东：比较难的是怎么辨别学生交上来的论文是否采用了AI。一般写得太顺，很多规范性学术腔的，可能是抄来的。香港的大学图书馆有一套标准教你检测论文重复率、引用率等是多少。但这也有个问题，引用多不代表这篇文章不好，以前周作人写文章大部分都引用了别人的话，但写出了很好的文章。不能说引用多就一定是不好的文章压球软件app，有些学科有自己的一套传统，要对抗科技、对抗取巧、对抗功利还是有一些新的挑战。但是我想，至少读书人心中应该有一点良知，知道哪些是捷径，哪些是大道，捷径只能走一时，人都愿意一时走捷径，但你心里要知道这不是真的学术研究，不是正经做学问的道路。

我一位朋友送我一副眼镜，看上去跟普通眼镜没有什么不同，但轻轻一按就可以录像、拍照片，它可能会带来很多伦理问题。例如我戴着这副眼镜去泳池拍照，没人知道，也没说违法，但这是不道德的，这是文科研究讨论的范围。理工科只管造出来，东西造得越来越快，但需要文科作为方向盘来把握好方向。可能有人会说，现在是自动驾驶，要什么方向盘？不管怎样，我们文科总有办法解构和重构。

有件事情很有意思，有一次在港大的庆祝集会上，毕业生很多是政府官员、企业大老板，大家讨论到底是文科生厉害还是理工科厉害？理工科毕业生说他们 more intelligent（聪明）。我们一位文科教授回答说，you are more intelligent，we are more intellectual（智识）。

许子东：我女儿在伯克利（全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她原来读的是建筑学，受同学影响，后来又修了一个双学位，读了经济学。我那天参加了两场毕业典礼，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经济学的毕业典礼上，很多都是亚洲学生。华人偏向于让孩子读经济学，接下来要么继续读MBA，要么直接工作。伯克利的经济学学生很容易找到工作。可是到了建筑系的毕业典礼，我发现没什么亚洲人，基本上都是金发的白人。而哲学、美术史那些专业的学生几乎都是白人。也就是，亚洲国家、新兴发达国家的小孩到美国读书，一般会选择比较好就业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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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南日报客户端发布了海南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共海南省纪委办公厅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的通报。其中，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在文明创建工作中压球软件app，在全县重点片区开展多轮模拟测评问卷调查，对测评满意度未达95%的单位进行通报约谈。但对群众在问卷中反映的突出问题，解决办法不多、效果不佳压球软件app，与群众期盼差距较大。

问卷调查是获知群众对某一项工作满意度的有效手段。创建文明城市对市民满意度等提出要求，本意是通过满意度测评，推动政府改进服务、居民参与共建，有效推进城市文明建设。然而，当下一些地方对群众满意度搞“一刀切”的考核，频繁“问卷于民”，看似重视群众意见，实则是对满意度数据的重视压球软件app，而没有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让不少群众有种“被利用”的感觉，产生更多“不满意”，偏离了调查研究初衷。

还有一些地方，依赖网络进行调查，即便得出高满意度结论，也不一定符合真实情况。当前，我国网民众多，但仍有一些群众不经常上网。即便上网，也有很多人只浏览不发言，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出于种种考虑不愿意表达真实的观点。因此，相关部门一方面要利用新技术提高调查效率，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线下”群众路线，坚持面对面了解群众意见，实打实解决突出问题，让实际工作与满意度测评结果匹配，增加群众对满意度调查的信任。

满意度调查的根本目的是解决群众的“不满意”。面对群众诉求多样化、一些公共政策存在“众口难调”的情况，群众满意度调查是找对方向、找准问题的有效手段。如果点点鼠标推送问卷，“塞住耳朵”进行调查，群众的难题就会成为电子表格里的一个数字，如果只重形式不问实际效果，调查问卷对实际工作的“赋能”弄不好会成为“负能”。只有双脚沾上泥土，心中装着百姓，才能在方案制定、样本抽取、问题设置、数据分析等过程中力求科学，让满意度调查为精准施策找到方向。把满意度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当做工作重点，针对性推进改革、系统性设计政策，让群众的“不满意”在一次次调查、解决、回访中压球软件app，逐步化为“满意”，才能真正赢得群众的满意。

满意度本就是一项充满个人感情色彩的评价，简单用代表性未必充分的“网络填表”代替走访、座谈等线下调查，难免给形式主义留下空间。如果像一些地方将“满意度调查”变成“网络问卷考核”，一些基层干部恐怕会琢磨如何“精准拿分”“精致作秀”。多角度衡量一项工作，全方位评价一个地方压球软件app，不应只看表格里的统计，看到数字背后真实的人，才能真正找到提升“满意度”的着力点，让满意度评价成为改进工作、推动发展的“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