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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自称能够靠写作养活自己,但这些是少数。我没法靠写作养活自己,不是因为环境不好或怀才不遇,是我当时的水平确实没有达到,是我的年龄、履历、学历方方面面的原因。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30岁了,之前做的工作每天都要占用十几个小时,很难找到能够兼顾写作的工作。不过,做这些工作我也没觉得是蹉跎岁月,或是在浪费时间。
胡安焉:理想的写作状态应该是不要过多考虑出版。很多人把写作跟出版捆绑起来,认为写作就是为了出版,如果没有以出版为目的,没有太多读者,也没有回报。其实,写作能促成出版的可能不到1%,99%仅仅是处在写作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写作者更多的是要去思考自己的生命体验,自身想表达的内容,还有从阅读里汲取到的喜欢的风格形式。
胡安焉:我自己更喜欢第三本《生活在低处》,并不是因为这本书现在还在一个上架的过程,而是第三本跟我的写作有更紧密的关系。虽然第一本书《我在北京送快递》第四章里边也讲到了2009年底我开始写作这件事,但它毕竟不是从一个写作的角度去回顾的,所以还是第三本书里面的内容我更喜欢,尤其是我回顾自己的写作经历的角度,是我个人更关心的。
刘志强:首先,激活古代典籍中的人权思想。中华典籍中蕴含的人权理念是当代中国人权观的源头活水,也是全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子百家,儒家“仁者爱人”、人“最为天下贵”和“有教无类”771771威尼斯.cm,墨家“兼相爱”,道家“齐物”、以对人类的“慈爱”为“三宝”之首,这些都是中华典籍中人权理念的具体表达。通过对这些理念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可以激活古代典籍中的人权思想,从而更好理解和传承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
其次,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在互动中实现人权理念创新。孔子的思想曾深刻影响了伏尔泰等人,为法国的启蒙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启迪,而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和文化进入中国。基于和平发展的世界浪潮,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走向世界,需要在“从中国看世界”和“从世界看中国”间交替,目光流转于中国与世界之间,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人权理念的鲜活生命。
在此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我尝试从中华典籍中提炼出一个能代表中国人权原创性的概念——“道赋人权”。“道赋人权”是指基于“道”这一哲学概念所赋予人类的基本权利与尊严。其中,“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深远意义,它代表着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政治理想以及道德道义。将“道”与人权相结合,旨在强调人权的普遍性、历史性以及合作性,即人权是顺应天道、地道以及人道的必然产物。
一是要加强对中国传统人权理念的持续挖掘。学术界应系统性梳理、解读与阐释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推动跨学科、多维度、结构化的综合研究。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应推动中国传统人权理念的翻译工作,使其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阅读、理解和接受。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专业翻译人员和高质量出版机构的鼎力支持,同时也需要政府和文化界的积极倡导与推动。
二是要深入对中国传统人权理念的学理阐述。在充分挖掘中华典籍中人权理念的同时,借鉴现代人权理论的优秀成果,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揭示其与现代人权理念的契合之处及独特价值,应致力于将这些理念转化为系统化、结构化、学理化的理论表述,实现中华传统人权理念向中华传统人权理论的实质性飞跃。应邀请海外学者和专家,就中华传统人权理念进行研究和交流,在交流中镜鉴自身不足和优势,推动人权理念的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
三是要致力于中国传统人权理念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力求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与双向滋养。探索中国传统人权理念在当代社会的实际应用场景与价值,以实践为土壤,为理论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通过将中国传统人权理念融入人权保障、法治建设、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实践,可更加直观地看到这些理念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效用性和独特性。实践应用不仅能够验证理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还能为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供经验和启示,是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动力。
四是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作为。在全球人权治理体系中,中国不仅应作为积极参与者,更应成为建设性贡献者。我们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中国传统人权理念的精髓融入全球人权对话与合作之中,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机制的改革与完善,中国可以提出更多具有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为解决全球人权问题贡献中国力量。(完)
刘志强,中国人权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现为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出版《中国人权法学理论建构》等专著12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22个课题。获第十届广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智库索引(CTTI)智库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等。
11月20日,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议在福建福州召开。澎湃新闻从会议了解到,自扫黑除恶斗争转入常态化新阶段以来,2021年至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涉黑涉恶案件4.9万余人,其中涉黑犯罪1.5万余人、涉恶犯罪3.4万余人;共起诉黑恶势力“保护伞”700余人。同时,最高检聚焦重大敏感复杂案件办理,挂牌督办69件大要案,指导办理了“唐山烧烤店打人案”等一批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
在此之前的2018年至2020年,根据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全国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据最高检普通犯罪检察厅负责人介绍,专项斗争期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黑涉恶犯罪14.9万人,提起公诉23万人。其中起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5.4万人,打掉的涉黑涉恶组织是前10年总和的1.3倍。严格落实“一案三查”“两个一律”,直接立案侦查涉黑涉恶“保护伞”500余人,起诉2900余人,推动专项斗争取得全面胜利。
反有组织犯罪法2022年5月1日起施行,有利于提升扫黑除恶工作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为加强扫黑除恶工作规范化建设771771威尼斯.cm,最高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等10余个规范性文件,统一司法办案标准。此外,最高检还先后编发涉基层政权黑恶犯罪等7批典型案例,不断提升办案质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