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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年来，彩调剧《刘三姐》历经多个版本的复排和修改提升，从广西走向全国和世界，演出超过3000场，不管它走到哪里，都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感染力，强烈的民族特色和生活情景感染当地观众。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大力支持下，彩调剧《刘三姐》复排提升工作入选了《重点传统(经典)剧目复排计划名录》，这次进京演出也是该计划实施以来首部在京演出的复排剧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院(简称“广西戏剧院”)院长龙倩介绍，这次复排从舞美、道具、服饰以及剧情构造上均有提升，使得舞台画面更加丰富多彩，场面更加宏大。在剧情编排上，对刘三姐与秀才对歌的场面进行调整开云入口，力求展现更平和、更易于被当代观众接受的状态；在舞蹈方面，对采茶舞、歌圩场景、抛绣球等六段舞蹈进行加工提升；在舞美设计方面，则从以往的偏写实风格转向了偏写意特色；服饰上则重新制作，让观众眼前一亮。

北京京剧院原院长刘侗认为，《刘三姐》这部作品洋溢着丰富的民族精神，饱含着厚重的民族文化特质，是广西地区的一笔文化财富。所以这部戏不仅是一个剧目的传承演出，而且广泛而深入地传播着民族文化。《刘三姐》在演出过程中，也完成了一次广泛的艺术教育。“资料显示有61个剧种的一百多个剧团在移植改编演出《刘三姐》，这就如同秋天的蒲公英一样，随风把种子撒向四面八方，传播彩调剧种和这部剧的文化。”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馗看来，彩调剧《刘三姐》成功的重要经验，一方面得益于彩调本身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剧种，表演风格表现为内容谐趣、形式活泼。正是从小人物、小生活、小情绪方面入手开掘，形成了和地方大戏不同的一种艺术品貌，极具质朴的生活气息。剧中也有着强烈的美丑善恶的对比，给观众带来了“刘三姐”这样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广西戏剧院作为国家级非遗彩调保护责任单位，定期对该剧经典版进行修改提升。“65年的时间里，《刘三姐》不但在舞台上常演常新，也拓展到了其他领域。”

他认为，剧中插曲《多谢了》唱腔优美，歌词也朗朗上口。“年轻人走进剧场时听着这样的旋律，当他们走出剧场时，则带着这个旋律回到了生活中，这就是一种传续，让戏曲以各种方式走进校园、走进社区，扩大它的影响。”不少专家也建议在谢幕时，可以把《多谢了》歌词打到剧场屏幕上，演员还可以带领现场观众一起唱，以这样互动的方式谢幕让观众更有参与感。

他介绍开云入口，1959年彩调剧《刘三姐》一经推出就赢得了民众的喜爱；1961年电影《刘三姐》的上映，更让“刘三姐”的形象家喻户晓、蜚声海内外；2004年，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创新性地将“刘三姐”文化与桂林山水旅游资源融为一体，开创了中国山水实景类旅游演艺的先河；2022年推出了彩调剧《新刘三姐》，用新时代的艺术审美和艺术感悟，塑造了善良、美丽、坚强的新时代刘三姐形象，荣获了文华大奖和“五个一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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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这一概念虽产生于西方，但人权的思想并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人权观念，与西方的人权观念道理一致，历史上也曾影响了世界人权概念的形成。11月18日至20日，“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乔清举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当今世界的人权概念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色彩，包含中华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为世界人权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宝贵的文化滋养。

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人权观念在中国一直是存在的开云入口，其内涵十分丰富开云入口，覆盖了生存、发展、教育、抚幼、养老、救济、福利等各个方面。例如，民本方面，中国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富民方面，孔子主张“富之”，孟子主张“制民之产”；重视教育方面，孔子提出“教之”，孟子提出“谨庠序之教”；关爱弱势群体方面，《礼记·礼运》要求“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保障就业和家庭和睦方面，提倡“壮有所用”“男有分，女有归”；救济方面，孔子提出“周急不继富”；信仰和思想自由方面开云入口，有百家争鸣和儒释道并行；司法公正方面，有董仲舒的“原心论罪”、过失犯罪从轻处罚等。

当时参与起草工作的中国代表张彭春坚持在该条“理性”概念之外增加“良心”概念，得到采纳。大家认为，“良心不是内在的道德法庭的声音，而是道德的情感和同情的基础，是一个理性必须培养的客观地呈现于所有人的‘端倪’。”该条定稿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乔清举：当代中国人权观充实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文明”的思想，倡导不同文明的自主权、存在权、发展权、进步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乔清举，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副主任、二级教授、“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央直属机关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哲学会副会长，多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岳霖学术奖”、凤凰网岳麓书院敦实基金会“全球华人国学研究成果奖”等奖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十余项，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170余篇，撰有《河流的文化生命》《儒家生态文化》《儒家生态思想通论》等专著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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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人权观的形成有何影响？“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等儒家思想观念蕴含怎样的人权精神？近日，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鲁广锦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指出，早在“轴心时代”，中华文明便有了人权认知思维和人权理念意识，那一时期中华典籍中的大量相关论述，建构起古代中国人权思想价值体系的基本范式。

鲁广锦：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标志，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作为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期，“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也是历史上人权思想的集中产生期之一，这一时期诞生了孔子、老子、柏拉图、佛陀等，各大文明形态在不同程度上都产生了与尊重人的生命、实现人的价值相关的人权思想，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权自觉”。

鲁广锦：美国学者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认为开云入口，“权利观念是源于古代传统的当代重要观念，而这种传统是先于权利观念的形成而存在的，它们得到了接受和吸纳，并为权利的产生提供了空间。”“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虽没有提出“人权”或“权利”等概念(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形态也没有提出)，但对人之为人的价值和人之存在的意义已有较为深入具体的认识和思考，出现了属于人权范畴的重人、爱人、尊人、保人的人权认知思维，具有生命权、生存权、人格权、环境权等人权理念意识，建构起古代中国人权思想价值体系的基本范式。

首先，“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人本”，重视人的生命和人的存在价值，具有生命权意识。据研究统计，仅在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就有162处讲到“人”开云入口，足见孔子对“人”的重视。在儒家看来，“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强调“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明确“天地之性开云入口，人为贵”(《孝经·圣治》)。道家也提出“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列子·天瑞》，亦见于汉代刘向《说苑·杂言》)等思想。中国思想家对人的存在与人的生命重要性的认识，与古希腊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民本”，重视民生，具有生存权意识。《尚书》中有“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先祖训诫。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重要思想。基于对“仁政”的思考，儒家提倡利民、裕民、养民、惠民。道家也有“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下篇八十章》)的利民思想。遍览“轴心时代”各大文明体文献，如此关注民生且具有生存权意识的思想，无出中华文明之右者。

第三，“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仁爱”，重视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人格，具有人格权意识。对人格尊严的尊重和保护，最能体现人人平等的人权精神。“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现代文明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有许多暗合之处。在孔子看来，“仁”首先要“爱人”(《论语·颜渊》)，做到人与人之间互爱、互敬，孟子也认为“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仁爱”的最高境界是“泛爱众”(《论语·学而》)和“兼相爱”(《墨子·兼爱中》)，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儒家与墨家关于“仁”与“爱”的思想，与西方文明中的“博爱”“爱邻如己”“亲如兄弟”等理念有相通之处，反映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以“仁爱”为基础，儒家特别强调平等相待，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开云入口，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第四，“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天人合一”，重视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环境权意识。环境权是一项现代人权，在人权理论中通常被界定为第三代人权。但人类对生存环境的认识和思考开云入口，在“轴心时代”便已产生。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天然带有“因天之时”的特点，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天人观。儒家大多偏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影响，最终实现人与自然“致中和”的协调关系。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庄子认为“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研究表明，“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建构起“达仁”“尚善”“崇正”“贵和”“向公”的人权价值认知。从人权的语境理解，“达仁”是要做有爱心的人，“尚善”是要做有益于他人的人，“崇正”是要做主持公道和正义的人，“贵和”是要做相互不被伤害的人，“向公”是要做平等的不被歧视的人。这也说明，“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是以道德哲学为基础的，并具有积极入世的精神，充满着人性、德性和理性的力量。

鲁广锦：“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人权文明的重要成果。如果说以希腊文明为代表的、建构在自然法哲学基础之上的西方人权思维有着抽象的、形而上的特点，并以个人自由主义为主要价值追求，那么，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建构在道德哲学基础之上的东方人权思维则有着具体的、现实的特点，并以集体平等主义为主要价值追求。这也说明了建立在不同经济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中西人权模式，虽然都有重视人和尊重人的一面，但自生成起便存在不同。正因有这种不同，才丰富了人类人权文明的多样性，形成了当代国际社会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互补的局面。

人权是历史的、发展的。“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是约2300年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自然有其难以逾越的历史局限性开云入口，其中包括民主法制观念的不足、等级制度的存在等。对于这些历史局限性，我们应客观理性看待，不能因此就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权精神，否定中华文明人权思维的创造性与合理性。重要的是看“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提出了什么、发现了什么、蕴含了哪些精神、对当代有什么意义。当然，过于夸大也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

鲁广锦：有研究认为，“人权观念是传统中国思想中未显题化的理论”。如何才能发现、挖掘、使用好“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富矿”，以下三点非常重要：一是跳出“西方中心论”的人权思维定式，摆脱人权概念是西方思想家发明的束缚，视人权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成果；二是从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逻辑出发，揭示中华文明的人权思想内涵、价值取向，挖掘其合理性内核，把握中华文明的人权精神特质；三是遵循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从人权的基本范畴与历史逻辑出发，将中华文明的人权因子纳入人类人权文明体系之中加以研究考察，探寻中华人权文明与人类人权文明的共性价值。(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