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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已成为汽车产品实现唯一性和差异性的重要工具。“在电动化阶段,产品竞争更多关注动力系统性能;而随着三电技术趋近成熟,逐渐形成通用化技术,新能源汽车之间性能差距越来越小,用户体验逐渐趋同。”不过,AI也将推动汽车智能化出现新的分化,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秘书长徐尔曼认为,分化将围绕两条赛道展开。第一条赛道是智能驾驶,致力于解决汽车如何“更好开”的问题;第二条赛道是智能座舱,解决的是汽车内部如何“更好玩、好用”的问题。
新发布的《AI汽车发展报告(2024)—AI定义座舱》显示,AI汽车座舱的发展将分为三个阶段。其中1.0阶段主要是人机交互,提升用户交互体验,在这个阶段汽车体现的仍然是作为交通工具的属性;2.0阶段是智能座舱的进化,能够将座舱堆叠式的功能配置整合为原子化功能池,通过个性化编排的方式,提供一站式服务;3.0阶段能够实现整车层面的功能调用ayx官网登录入口网页,汽车成为人类的智能伙伴。
同时,AI也在向汽车生产制造、检测及服务等环节渗透。在产品开发生产方面,可以通过高效的数据处理、智能视觉检验、数字化标注等手段,提高开发效率并降低成本;在产品功能方面,通过算法的优化、数据挖掘,进一步实现更高等级的智能化体验;在企业经营方面,通过数据分析、智能销售、智能服务等环节,加快推动全面、精准、高效的决策建议。
“蔚来第二先进制造基地有90公里的百G光纤环网ayx官网登录入口网页,数据采集非常多,是全球领先的全链路数字化智能工厂。”蔚来创始人、董事长、CEO李斌告诉记者,“公司去年开始用AI工具生成代码,生产效率提高了约30%;在生产冲焊环节用AI智能抽检,精度可以提高到0.1毫米;一辆车上有20多个扬声器,用AI进行智能影音检测,既高效又精准。”
“智算”就是智能领域的计算能力。随着汽车与AI深度融合ayx官网登录入口网页,端到端智能驾驶、座舱大模型等加速上车,行业对智能算力的需求快速增长。“没有几千张乃至上万张卡的算力集群,没有充足的算力、算法、数据团队,企业很难在新赛道上形成竞争力。”张永伟坦言,目前国内所有车企算力的总和,不如特斯拉一家企业拥有的100EFLOPS(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次数)算力。
“这就需要我们聚焦AI技术和数据的价值来打造新的竞争力。”张永伟说,国内企业要从数据的角度出发,解决好两大核心问题:一方面,要让数据成为企业核心的资产和要素,让数据创造价值,改变汽车企业对数据挖掘能力不足、对数据价值利用不够的现状。另一方面,要解决好数据的协同效应。“在训练软件、系统方面,仅靠单一车企的数据量是不够的。在AI时代,竞争力都是靠数据堆叠出来的,必须解决规模化数据的问题,这就需要创新机制,促进数据汇聚,让企业能够按照市场化原则为平台投入数据以及使用数据,解决数据目前规模不大的问题。”张永伟说。
AI汽车的发展也需要芯片、基础软件,以及其他跨界技术的支持。“人工智能的发展,包括汽车本身的发展,最重要的硬件就是芯片,而且我们芯片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从战略的角度思考中国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必须解决好汽车芯片的本土化供应问题。”张永伟认为,分领域、分步骤、分阶段解决好汽车芯片的本土化供应问题,特别是高算力芯片的研发与制造至关重要。
西藏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谢会昌也介绍,65年来,西藏政协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围绕“拉萨老城区保护和人居环境改善”“进一步加强农牧民技能培训,促进转移就业”“推动消除‘包虫病’‘大骨节病’”等开展专题协商、对口协商和界别协商。建立“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民生项目清单,并进行专项视察。建立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机制,让委员建言更有民生温度、政协履职更具民生厚度。
习近平指出,10年来中澳关系取得一些发展,也经历一些曲折,给我们许多启示。当前,中澳关系实现转圜并保持发展势头,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是双方相向而行、携手努力的成果,值得倍加珍惜。我愿同你一道,推动建设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和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明确指出:“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生命权的观念最早可追溯到《汉谟拉比法典》和《希伯来圣经》。欧洲启蒙运动先驱之一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说:“生命权是基本人权。如果一个社会契约无法保护人的生命权,它就是无效的。”在任何情况下,生命权都是最高的人权。
这一观念在中国古典作品中也有深刻体现。《孟子·公孙丑上》中存在“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ayx官网登录入口网页,皆不为也”的表述;《道德经》中提到“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墨翟在《非攻》中提到“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
方强:两者在人权观念上的相似性有很多,都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认可的几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方面着墨甚多。西方经典更多受宗教影响,而中国经典文化则更多从教育家、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角度出发,探讨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如美国早期清教移民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建立的马萨诸塞湾公司,就用圣经中的“上帝十诫”作为当地法律,告诫信徒不要滥杀无辜和偷盗。在中国,不少儒家经典都是从人类道义和社会政治伦常出发,要求不要滥杀无辜。
方强:一些欧美启蒙运动思想家都曾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伏尔泰对中国古代文化很着迷。在《风俗论》中,伏尔泰提到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先驱。他认为中国社会讲究理性和包容,并借此批判其他国家守旧、不拥抱现代主义。有学者认为,正因为伏尔泰的作品中包含中国因素,才让他成为启蒙运动中的“philosophe”(启蒙运动者)。
中西经典文化对人权的贡献没有过时。很多西方经典著作里的内容,在近代启蒙运动中被接受和发展成近代政治理念,如欧洲思想家重新阐释了《圣经》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并将其扩大为尊重人格、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基本人权。中国古代经典中的许多人权理念,在今天也得到继承与发展,如民本思想、对个人财产的尊重和保护等。(完)
方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校区历史系教授、美国华人社会科学教授协会主席,曾任美国中国历史学家学会主席(2017-2019)以及《美华史记》期刊主编。现任“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书系主编。主要著作有《谁在研究中国》、Communist Judicial System in China(《新中国司法制度史》)、Power versus Law in Modern China (《近代中国的权与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