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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越是要放到艰苦环境中去，越要派到改革和发展的第一线去。”部分年轻干部缺乏基层工作磨炼，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想问题、干工作就容易脱离群众，不接地气。基层一线是培养历练干部的“大熔炉”，年轻干部当倍加珍惜在基层一线锻炼的宝贵机遇，牢记“国之大者”，厚植为民情怀，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9479威尼斯，放下架子、躬下身子，主动融入群众、融入村社，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将群众的点滴小事当成头等大事来办，用情用心用力为群众托举起稳稳的幸福。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群众诉求更加多元多样，唯有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才能拿到热气腾腾的“第一手材料”，为科学决策打牢坚实基础。基层是最好的老师，一些看似平常的生产生活和文化传统，往往蕴含着大智慧、大民生。做好基层工作，不妨多些“解剖麻雀”式调研，把根扎在泥土中，用脚步丈量大地，多到田间地头走走9479威尼斯，常去农家炕头坐坐，多交几个能说心里话的朋友，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了解地域风情、倾听喜怒哀乐，真正把情况摸实、诉求搞清。要甘当小学生，以谦逊之姿向群众请教，学习沟通交流之法、生产生活之技，善用本地方言熟悉民情、沟通民意、解决民困，争取在短时内成为政策的“传声筒”、工作的“排头兵”、群众的“勤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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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从复旦大学方面了解到，复旦古保院于2014年正式成立，成为全国首家古籍保护研究院。早在2014年，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思和在调研过程中获知，复旦藏有40万册古籍，数量、质量在全国高校中位列第二，馆内黄正仪、赵嘉福、童芷珍等专家，多年来一直带领学生从事古籍保护工作。与此同时，古籍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陈思和于是提议设一所研究院作为专业人才培养的载体。时任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一看到这份方案，便意识到此事的重要性——在当时的学科布局中，还无人做古籍保护。“复旦大学有道义、有责任帮助国家做好古籍保护工作。”经慎重商议，杨玉良破例兼任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的筹备组组长，后担任院长至今。
不同于传统的“修补图书”观念，复旦古保院创造性地融入了科学研究思想，大大拓展古籍保护的内涵。复旦古保院汇集文理各专业学科人才，首创领域内交叉研究模式，培养国家急需的古籍保护高端人才，推动纸质文物保护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研究院整合复旦大学图书馆、高分子科学系、化学系、生命科学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中文系、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等院系的学术力量，共同组建学科平台。
身为高分子科学家，杨玉良曾带领复旦大学跨学科团队通过科研攻关，进行纸张开发，成功“复活”了失传百年的开化纸，保存寿命可达千年以上。此外，团队还在造纸原料荛花植物分布、基因快繁培育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借鉴开化纸的成功经验，海南沉香纸、山西桑皮纸、延安马兰纸，这些独具地方特色又能长久保存的中国传统纸张，都在陆续“复活”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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