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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是国际反家暴日。根据2021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在我国，有8.6%的女性遭受过家庭暴力。 2016年反家暴法施行后，对家庭暴力零容忍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公益机构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的创始人李莹从事反家暴工作已有二十余年，她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律师，近几年，李莹切身感受到全社会对于反家暴议题的关注以及国家层面对反家暴工作的重视，但与此同时，她也在一个个家暴受害者的遭遇中发现了问题——制度难以落实落地。 李莹认为，只有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力量多方联动，才能让反家暴法“长出牙齿”。反家暴律师、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创始人李莹。 受访者供图对家庭暴力零容忍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新京报：以你的观察，我国现阶段的家暴案例呈现出哪些新特点和新趋势？ 李莹：通常意义上，家暴有四种形式，包括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和经济控制，我最近感受比较深的是，离婚案件中抢夺、隐匿孩子情况变多了。202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明确被抢夺、藏匿或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女也是家庭暴力受害人。 疫情后，部分人心理波动较大，夫妻双方的有效沟通不够，长期、偶发的家暴很容易演变为恶性家暴案件。近几年，我接触的一些离婚期间、离婚后发生的恶性家暴案件数量上有所增加，有些情节极其恶劣，包括砍杀、烧伤甚至灭门案件。 此外，每年我都会遇到一些非典型家暴案例，比如冷暴力，一方对另一方不理不睬、长期忽视；还有在妻子和未成年子女重病时将其遗弃的，这也是家庭暴力的一种。 新京报：在制度层面和司法实践中，如今的反家暴工作有哪些积极变化？ 李莹：我国在制度层面对反家暴提高了重视，标志性事件就是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施行，最高法也非常重视反家暴工作，每年都会发布反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并多次发布反家暴相关指导意见等文件。 反家暴单独立法以后，老百姓的反家暴法律意识也在加强，法律规定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家暴告诫书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司法实践中，更多的家暴受害者选择报警、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方式来自救。提及家暴问题的离婚案件数量也有所增加，更多当事人、律师积极主动地适用反家暴法。 如今，对家庭暴力零容忍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在媒体的持续关注下，反家暴成为热度居高不下的社会议题，反家暴主题的影视作品也被搬上荧幕，总体上形成了良好的反家暴社会氛围。 新京报：你接触的家暴受害者最普遍的需求是什么？ 李莹：她们首要的需求是停止家暴，“不要打我”，然后才是离婚、抚养孩子、分割财产等。 新京报：这些受害者“停止家暴”的需求能得到满足吗？ 李莹：找到我的人大多数情况下没有。社会新闻中，仍有不少受害者因为家暴而死亡、残疾或重伤。我近期代理的一个案件当事人，也是备受关注的社会新闻当事人——四川成都的家暴受害者小谢，她两年内被家暴16次。其间，施暴者两次收到警方开具的家暴告诫书，但暴力依然没有停止，最终小谢全身多脏器损伤，住进ICU，施暴者才被刑拘，暴力才终止。2024年7月，家暴受害者小谢在出租屋内演示前夫用尖刀对她实施家暴的场景。 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 如果法律不能长出牙齿，那就是摆设 新京报：反家暴机制在实际运行中遇到了哪些问题？ 李莹：在实践中我发现，反家暴议题好像只是媒体和公众舆论的“狂欢”，但没有真正触动到基层各部门和人员。有制度，得去用。反家暴法如果不能长出牙齿，那就是摆设。遗憾的是，反家暴法的落地落实非常不足，纸面上的法律并没有落到具体部门和人员的工作职责之中。反家暴庇护所无人知晓，强制报告制度也未被激活。 举个很常见的例子，很多派出所的民警知道有反家暴法，但并不了解具体措施。很多地方的派出所遇到家暴案件都当做普通家庭纠纷处理，各打五十大板，有些派出所连一封家暴告诫书都没开出过。特别荒诞的一个事情是，援助工作中，我们会建议家暴受害者把反家暴法打印出来，勾画出其中关于家暴告诫书的内容，带上家暴告诫书的模板，把这些材料交给民警，由受害者一步步“教”民警依法开具家暴告诫书。 经济发达地区落实情况会好一些kaiyun官方网站登录入口，但是有些部门的人员在反家暴工作上处理得比较机械、乏力，不考虑效果及家暴受害者面临的处境。在小谢的案例中，法院下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街道社区妇联上门劝解、提供法律援助，当地民政部门也设有反家暴庇护所，最多可以住10天，但10天以后怎么办？小谢前期多次报警，要求警方拘留施暴者，但都被警方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了。警方曾开具家暴告诫书，但这是针对偶发轻微的家暴的措施，对于长期、严重的家暴案件，口头劝诫、书面告诫是没有用的，需要更严厉的处罚措施。因此，虽然每个部门都做了工作，但是还是没有意识到施暴者对小谢造成的危险。 很多基层法院对家暴问题也非常审慎，离婚案中家暴认定率很低，很多情况下在我看来证据已经很充分了，法院还是认定证据不足。我代理的一起离婚案，受害者认为男方构成家暴，申请损害赔偿，提供了在电梯里被殴打的视频、法院认定构成家暴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在判决书里将男方的行为表述为“失当行为”，由于证据不足，不构成家暴。这对受害者来说，举证难度很大，对施暴人来讲，违法成本很低。 新京报：加强对各部门反家暴工作的考核能否解决上述问题？ 李莹：不一定。有的地方把家暴案件发生率作为综合治理考核标准，一旦发生家暴，相关责任人就会扣分。有些走投无路的家暴受害者在网上维权，会被认为影响当地形象，造成各部门人员不去处理施暴者，而是“捂盖子”处理受害者。 司法体系中，家暴发生率的考核指标会驱使审判人员在判决时将本该是刑案的家暴案件定义为民事纠纷，或做罪轻化处理。 要想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需要调整家暴工作的考核标准，不应机械地把家暴发生率作为考核指标，而应综合考虑家暴案件处理是否及时、受害者是否满意以及家暴复发情况等因素。反家暴律师、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创始人李莹。 受访者供图 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力量应多方联动 新京报：政府、社会公益力量、家庭、个人，反家暴最重要的主体应该是谁？目前哪个主体缺位最大？ 李莹：个人当然应该有自我保护意识，但是当面对一个穷凶极恶的施暴者时，个人和家庭是非常无助的，这时更重要的是国家责任，也就是公权力机构及时有效的干预和介入。 2021年12月，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我国女性在婚姻生活中遭受过配偶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的比例为8.6%，与旺盛的需求相比，目前来看，我国政府和社会公益力量对反家暴工作投入严重不足。 据我观察，政府购买服务中关于反家暴的项目数量很少，资金投入不足；社会公益力量当中，专门从事反家暴社会组织数量稀少kaiyun官方网站登录入口，资助反家暴项目的基金会更少；在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中，我也几乎没有见到过从事反家暴工作的专业人员。 新京报：结合实际案例谈谈一个健全的反家暴联动机制是怎样运行的？ 李莹：2016年3月，反家暴法施行后，我接触到一个来自北京的家暴受害者冬梅（化名），她长期被丈夫家暴，后来带着孩子逃出来，向民警求助，民警把她们送到了民政部门管理的反家暴庇护所。 当地妇联作为牵头部门，联动各个部门，发挥了积极作用。妇联委托我创立的公益机构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介入，我们为冬梅提供了法律援助、心理支持、社工陪伴等专业服务；联动公安、法院，开辟绿色通道，特事特办，仅用37天就通过调解成功离婚；这期间，冬梅一直住在庇护所，按规定，庇护所最多住10天，也是妇联从中协调争取；冬梅离婚后，妇联还帮她找了房子，解决了孩子转学的难题。这是一个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力量多方联动的成功案例。 新京报：哪些地方的反家暴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比较先进，值得推广借鉴？ 李莹：1998年，中国台湾颁布《家庭暴力防治法》，二十余年来社会的反家暴机制运行得比较顺畅，值得借鉴。 台湾设有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家暴防治中心；公安系统和社区都设有专职的家暴防治官，保证了反家暴工作的稳定性以及专业性；“113”反家暴热线社会认知度非常高；台湾也设有强有力的强制报告制度以及完善的家暴统计、监测系统；庇护所由政府出资，民间机构运营，可供受害者长期居住，庇护所提供就业培训，还会给离开庇护所后陷入贫困的受害者链接社会爱心人士，提供价格便宜的房源。 台湾有2000多万人，人口数量相当于北京市，台湾每年发出6万多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3年8月国务院关于反家庭暴力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7年间，各级人民法院共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1.5万余份。从这组数据来看，我们的反家暴工作任重道远，需要政府、社会公益力量不断努力。 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编辑 彭冲 校对 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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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广东潮州网警巡查执法微信公众号“潮州网警”通报称，该市公安局巡查发现谢某、张某、苏某、蔡某、戴某等人先后在网上发布“被要求整改并需交38000元”“开面包店的给罚了五万元”“卖猪脚圈的阿叔只罚5Q”“这边工厂罚50粿条汤罚6”等未经核实或造谣的信息和评论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以上相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

据南方新闻网此前报道，记者从当地商铺了解到，少数店面在11月21日与22日确实处于关店状态，23日已基本恢复营业。潮州市相关部门接受采访表示，消防检查是消防部门日常开展的工作，当地不存在为逃避消防检查，店铺大规模闭店情况。该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在我们日常消防检查工作中，本地绝大多数商铺都是配合检查的，不存在用关店的方式逃避检查的现象。即便有想逃避检查的商家，也不可能天天都关店来逃避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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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正逢某平台推出“百亿补贴”活动。根据活动规则，各家店铺分别报价，报价最低者通过平台的审核后参加“百亿补贴”的活动，平台会给出中标价格一定的补贴比例。比如，中标价格是10000元kaiyun官方网站登录入口，平台补贴250元，消费者购买的价格就是9750元。郑海洋之所以找到李维，就是想通过平台补贴“薅羊毛”。郑海洋交代，店铺在报名参加“百亿补贴”活动时，平台官方网页上会弹出一个说明，上面规定店铺报名的产品以及对店铺的要求。另外，在注册时，商家要与平台签订合同，合同注明了在平台上交易必须是真实交易，不允许出现刷单行为，如果平台发现店铺存在刷单行为，将会直接关闭店铺。

调查还发现，平台商铺会根据刷单团伙反馈的刷单单号进行虚假出货，通过邮寄同等重量的矿泉水和低价物的方式模拟真实发货，最终等刷单手点击确认收货后，平台店铺就能收到平台结算的货款以及补贴款，平台商铺提现电商补贴，再与刷单团伙进行回款结算。刷单团伙扣除返点金额后，再回款给各刷手。至此，刷单骗补的整套操作最终完成。

李维向民警交代，起初kaiyun官方网站登录入口，他给下单的人邮寄矿泉水，也就是通常说的“发空包”。后来，平台的工作人员可能通过物流单号查到了什么，便给店铺的人打了电话。为了安全起见，后面就开始发真机器。“发空包”与真机器区别就在于店铺邮寄真的机器到黄牛那里，买手要把机器邮寄回店铺公司，加上快递费，这样店铺要多支付佣金给黄牛，他从中获取的利润就少一些。

然而，因后台大量数据异常，引起平台的注意。11月9日，平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平台首先会对用户购物全流程和商家经营全链路的行为进行风险识别和监控，包括对用户行为的异常检测，如频繁、大批量的交易操作，以及使用非正常手段进行交易等。同时，平台也对商家的经营行为进行监控，如检查店铺的交易数据、用户评价等，以识别是否存在虚构交易、虚假评价等违规行为。其次，运用先进的风险判断能力kaiyun官方网站登录入口，对用户和商家的行为进行实时分析。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能够识别出异常交易模式，从而第一时间发现并拦截恶意攻击和套利侵害行为。

2021年11月，某电商平台推出一项活动，商家以优惠价格售出指定商品后，会对该笔订单补贴差价。商家的促销政策，让邓某却从中看到了“发财捷径”。他通过非法途径购买了大量新用户账号，在自己经营的网店批量下单数据线。经查，邓某批量下单数据线合计23000余单，骗取平台补贴20余万元。日前，法院作出判决，邓某恶意利用平台规则骗取补贴款，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行为触犯诈骗罪。最终被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再如，2016年5月，周某某发现某点评网站的入驻商户通过网站后台管理账户对自己的产品进行优惠销售后kaiyun官方网站登录入口，该点评网站因系统问题识别不了商家的行为，消费款低于原价格，但该网站仍与商户以原价结算，多转给商家钱。之后kaiyun官方网站登录入口，周某某便联系了入驻商户的理发店，答应将刷单金额的10%作为好处费。2016年6月12日，周某某伙同许某、杨某利用理发店在该网站商户后台账户，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进行虚假交易，共同骗取点评网站结算款共计人民币5.3万元。最终，法院判处周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

今年2月，法院开庭审理了上述骗取点评网站补贴的合同诈骗案，认定被告人方某犯合同诈骗罪。在2021年推出商铺补贴活动，由商家申报促销商品，并自主设置店铺红包金额，平台根据销售促销商品的数量给予商家一定的补贴。方某经营水果生意，共有6家店铺在外卖平台上同步销售。很快，方某发现了一个“薅羊毛”的办法。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16日kaiyun官方网站登录入口，方某经常引导进店的顾客登录外卖平台下单，虚假购买大量促销水果，而后让顾客在店内选择自己想买的品类。方某通过“自配送”的方式虚假发货、完成订单。一份原价559.8元的订单，方某设置的店铺红包高达455.6元，客户结账实付53.2元，而方某从中骗得平台活动补贴款46元。

该负责人说，恶意“薅羊毛”情节严重的，可构成侵犯电商平台生态网络的犯罪，其作案手法主要是，不法分子通过虚构客户、虚构交易、批量操作等非正常操作，以及利用网络运营者业务系统的漏洞，骗领补贴资金、优惠券，涉嫌诈骗或合同诈骗犯罪。如嫌疑人在平台开设店铺，通过虚假交易骗取优惠券，或者批量使用黑产账号冒充“平台新用户”身份kaiyun官方网站登录入口，骗取“首购”新人优惠券、享受指定商品“新人价”补贴等。

该负责人称，本起特大合同诈骗案成功侦破后，相关平台已优化反制机制、搭建针对性防范模型kaiyun官方网站登录入口，更易发现此类行为。“刷单党”“羊毛党”不仅影响的是电商平台的利益，更会迷惑在平台内选购所需商品的消费者。大多数网购平台搜索推送规则是店铺销量、累计评价，刷单店铺将以销售量迷惑消费者选购。恶意“薅羊毛”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商家漏洞或错误进行不正当得利的行为，这种行为严重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经营，既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也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坚决予以遏制。

对此，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彭新林在接受央广网记者采访时表示，网络“薅羊毛”行为分为利用电商平台交易规则漏洞型“薅羊毛”、利用电商平台技术漏洞型“薅羊毛”、商户与“羊毛党”勾结型“薅羊毛”、利用自动化工具攻击平台型“薅羊毛”四种类型。其中，在电商平台入驻商户与不法分子勾结“薅”平台“羊毛”的案件中，不法商家与“羊毛党”各取所需，利益均沾，商家扩大知名度，“羊毛党”从中获取佣金，因而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共同利用电商平台漏洞虚构交易事项非法牟利，其犯罪手法更为隐蔽、危害性更大kaiyun官方网站登录入口，也更难以被电商平台发现。商家变身“羊毛党”，与不法分子相互勾结“薅羊毛”，无异于纵容、助长网络“薅羊毛”行为，不但严重损害平台的合法利益，而且也极大破坏平台经济秩序和社会诚信。

彭新林表示kaiyun官方网站登录入口，“薅羊毛”行为的主体基本上都是黑灰产团伙性质的“羊毛党”，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意图，属于恶意“薅羊毛”，具有强烈的可谴责性。目前，“薅羊毛”已经从单人发展到群体化、规模化，形成了专业的“薅羊毛”团伙和一条上下游分工明确的完整产业链。此外，网络“薅羊毛”行为不但类型多元化、法益侵害多重化，而且往往组织严密，多系团伙作案或连续多次作案，属于职业“薅羊毛”，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

他说，网络“薅羊毛”行为的背后往往是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协作紧密的黑灰产业链，其链条化、公司化运作方式尤为突出，并逐步向有组织、有规模的“团伙”形式集聚发展，职业性特征十分明显，而电商平台依靠现有的网络和计算机技术难以区分“羊毛党”与真正的消费者，想要对“羊毛党”进行精准识别、追踪的难度很大。另外，“羊毛党”之间的沟通联络、分工协作，基本上都是以匿名身份通过相关社交媒体进行，参与人员相互并不知道对方真实身份。人员身份的隐蔽性，使得整个“薅羊毛”黑灰产业链得以“安全”地分工与合作，极大地提升了电商平台被“薅羊毛”的效率。

如何打击“薅羊毛”行为？彭新林认为，从当前网络“薅羊毛”治理的实际情况出发，一是紧盯网络“薅羊毛”及关联犯罪，全要素、全链条、全环节惩治。依法全链条打击前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利用黑客程式快速爬取平台优惠信息、开发或者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中端连接整合上下游资源、批量恶意注册、利用接码平台等黑客软件规避安全验证、云端平台长期养号，后端利用自动化工具攻击平台系统、批量薅取优惠让利、“洗白”套现资金等犯罪。二是坚持惩治与防范协同推进。网络“薅羊毛”犯罪由“人员链”“信息链”“技术链”“资金链”等多个环节组成并形成黑灰产业利益链条，在依法严厉打击的同时，也要筑牢反网络“薅羊毛”的整体防线，进一步完善电商平台、商户等各方面责任制度，强化对网络“薅羊毛”的技术反制和风险预防，加强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和防范预警，推动形成网络“薅羊毛”预防为先、惩防并举的规制格局。

彭新林还认为，应坚持治罪与治理相结合。司法机关在依法打击网络“薅羊毛”犯罪的同时，也要结合办案加强诉源治理，注重个案办理与社会治理相融合。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系统性、普遍性问题，要及时向主管部门、涉案电商平台制发司法建议、检察建议、提示函，推动有关部门、电商平台加大对网络交易的监管力度，堵塞平台管理漏洞；加强与市场监管、网信、金融等部门的协作，强化网络“薅羊毛”领域行刑衔接，协同推动网络“薅羊毛”的综合治理，实现“治罪”与“治理”并重的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