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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业教育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会议中,马里高等教育和教育研究部部长布雷马·坎萨耶表示,中国注重职业教育中的实践教学部分,并强调与企业的紧密合作,培养了大量的适应就业市场需求的高素质人才。“中国的这些经验非常宝贵,对马里的职业教育发展意义重大,为我们持续不断地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在“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平行会议中,刚果(金)共和国职业培训部部长埃基拉·利孔比奥·马克表示,目前刚果(金)共和国的职业教育在技能与创新方面面临着较大挑战,希望与中国在职业培训机构建设、专业师资培养、数字赋能职业教育发展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真正成为刚果(金)共和国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在22日举办的大会闭幕式上,宣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国际期刊创刊。该期刊由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主办,德古意特出版社(德国)出版,来自中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十余位职业教育、比较教育领域的知名专家担任编委。《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国际期刊旨在为世界各地与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有关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高水平交流平台。
该如何看待人与AI的密切关系?“目前的主流观点是从人的主体性来看待人机交往。”在束开荣看来,前沿应用不断把人工智能推向“类人”的状态,但实际上,通过这样的逻辑,并不能够理解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理解人跟机器之间的关系。以线下人际交往的标准作为参照系来看待人工智能,可能会出现偏差,人机交往的范式尚未形成。“实际上,AI并非人际交往的替代品,要把它置于应有的位置上。”
在束开荣看来,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逐步嵌入日常生活后,将成为像电、水、空气一样自然的东西,成为社会功能的一部分。一部分有人际交往障碍的人群,可能因为AI的存在,避免了被边缘化。但对于青少年用户而言,他们与AI的接触,可能会影响自身的社会化过程,导致他们在社会上的准人际交往不断退缩,脱离日常生活。
2023年7月13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成为我国AIGC产业首个规范性政策8868网页在线登录,划定了AI使用的底线。该办法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生成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优质内容;提供者应指导使用者科学理性认识和依法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采取有效措施防范未成年人用户过度依赖或者沉迷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等。
在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看来,澳门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有许多特殊优势,但其中最为重要、最具价值、最能作出贡献的就是文化。澳门回归祖国25年来取得怎样的发展成绩,澳门究竟有何独特魅力能够当选“东亚文化之都”,以及澳门如何校准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定位,更好地以澳门所长对接国家所需?吴志良日前接受中国新闻网“港澳会客厅”专访,讲述他眼中的澳门文化,并对上述问题一一解答。
吴志良: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就可能要回顾一下历史。澳门自明朝中叶开埠以来,一直是亚洲最繁盛的商贸和文化交流港口。当年航海通道开通之后,葡萄牙人首先从非洲西岸绕过好望角到了印度洋,再来到中国的珠江口,因为为明朝所不容,他们跑去了日本,再回到中国的东南沿海。某种意义上,澳门是整个东亚的中心,它一直是中国与东亚地区、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中国与西方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
吴志良:澳门文化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完整保存了中华传统的文化基因。因为澳门过去几百年来远离战争,远离权力中心,远离天灾人祸。中国(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的很多传统的基因,在澳门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所以我们这里的民族文化谱系是比较清晰的。另外一方面,澳门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一个港口,我们还说它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特区”,又成为了与西方、与外来文化交流交往的前沿阵地,并且这种交流交往能够在相对平等的状态下,所以这种交流的过程是自然的。
一方面,我们是中华文化的忠实守护者,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巨大开放性和包容性。澳门历史城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是因为它的庙宇。内地其他省市的庙宇历史更加悠久、更加宏伟、更具艺术性。我们的教堂跟欧洲很多教堂来比,艺术性规模可能也没有他们那么大。但是在澳门那么细小的一个地方,中西文化能够长期和睦相处,这在世界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方是比较罕见的。我们说澳门能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主要的原因就是形成了一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宗教可以在方圆数里之地和睦相处的一种社区精神。
吴志良:澳门是个移民城市,从天南海北、世界各地来到澳门的移民,他们是为了寻求这种更加好的生活,大家都会以和为贵。虽然对方的文化习俗我们不接受,我们甚至不了解、不懂,但经过一段时间相处之后,大家还是可以相互地尊重、相互地理解,随着交往的密切,慢慢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这也就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产生的契合点。
当时他们的初衷其实非常简单。第一要摸清楚澳门历史发展的规律;第二要对澳门当时的现状,它的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情况摸清楚,使得澳门的回归更加顺利,使澳门特区的创建更加顺利;第三,怎么来处理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澳门特区成立之后,澳门在国家发展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澳门还有什么价值可为国家服务?这是他们思考的核心问题。
所以后来我做了总结,还是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澳门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它的主流核心价值是什么?首先,“澳门学”要旗帜鲜明地讲出来;第二,“澳门学”的研究要定位为一个地方学的研究,因为它的宏观叙事是在中国大背景下;第三,“澳门学”还要凸显它的国际性。因为澳门作为对外开放的一个港,对当今中国走向世界舞台是有帮助的;第四,我们还要培养一批人才,形成人才的梯队,使得“澳门学”可以薪火相传。
吴志良:澳门回归后的25年,毫无疑问是澳门历史上最辉煌的25年。政治上,澳门经历了从殖民管理到“一国两制”的转变;经济上,从回归前的不知名城市,现在成为世界名列前茅的一个经济体,创造了一个地区、一座城市发展的奇迹;从文化上看,澳门虽然是在历史学界公认的中西文化交流重镇,但大众对它的认知其实还是不够的,25年后澳门文化的能见度、影响力明显增加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更加坚定;教育上更不用说,我们刚刚回归的时候,澳门的人口中只有5.5%接受过高等教育,到2021年这个比例已超过30%,澳门的大学也从一所变成了十所。
吴志良:澳门的条件我认为有四点:中西并举、古今同在的丰富历史文化底蕴。第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交流互鉴的经验。第三是“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社会环境。第四点,我认为也很重要,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话语体系。这四个特点是在澳门中西文化碰撞、交往交流中形成的经验,为澳门在国家发展中的文化定位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特别在当今“小院高墙”这种年代,更需要像澳门这样的文化符号,西方看得明白,东方看得明白。用其他国家的人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更加明白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我认为没有其他地方比澳门更好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怎么充分利用澳门这个特殊地位和“一国两制”的政策优势,将澳门打造成一个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基地,传播我们的文化,传播我们的价值,传播我们的发展理念。
最近我还提出要将澳门打造成中国的“文化硅谷”。为什么用“硅谷”这个词?我希望中外文艺大家、文博机构、文博项目可在澳门落地,共同交流思想、切磋技艺、共同创作。很多时候只是我们自己创作的东西,人家未必看得明白。我们一起来打造时,作品就融合了不同文化的元素,使澳门真正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之地,真正可以为中国的对外传播作出我们的贡献。
澳门的“道”非常的简单,也就是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应该怎么做?澳门几百年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在这里和睦相处,不就是人类未来应该找到的一条路?当时我的博士论文起了个名字叫“生存之道”,到现在我认为这个“道”要走得更远,不是澳门本身的生存,而是人类的生存。所以澳门在回归祖国25周年的时候,能引起各方关注,我感到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