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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兰和丈夫四处张贴寻人启事,想尽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经历了无数次的希望与失望,甚至遭受了旁人的误解与猜疑,但儿子却如同人间蒸发一般,杳无音信。即便在秀兰怀有身孕、女儿出生后,她也没有放弃寻找儿子的希望。然而,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在漫长的寻子过程中,秀兰的丈夫因思儿心切、积劳成疾,最终于2015年带着对儿子的深深思念和遗憾离世。
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下,今年10月28日,浙江嵊州警方传来好消息:一名叫伟伟(37岁,湖北京山市人)的男青年与秀兰的DNA成功匹配。10月29日,当林康通知秀兰到洪湖市公安局重新采集血样复核第二天,他得知伟伟也在荆州出差的消息,便委托荆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民警徐晓燕对伟伟进行血样采集并作亲缘鉴定,最终确定伟伟与秀兰有生物学亲缘关系。
在荆州、洪湖和浙江嵊州三地警方的共同努力下,伟伟的身世之谜终于被揭开。原来,伟伟在被疑似拐卖后,经历了多次转手NG.28.66,最终落户在湖北京山市。然而,他从未忘记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2023年,因机缘巧合,他结识了浙江的寻亲志愿者丰嘉,并通过丰嘉将他的血样,送到了浙江嵊州市“和合”寻亲工作室商朝阳警官手中,直至此次匹配成功。
经审理查明:2002年至2022年,被告人朱从玖利用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主席助理兼发行监管部主任,浙江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浙江省政协党组成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公司上市、融资贷款、企业经营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5亿余元。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NG.28.66,被告人朱从玖的行为构成受贿罪NG.28.66,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朱从玖受贿犯罪中有未遂情节,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涉案赃款赃物及孳息已全部追缴到案,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明确指出:“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生命权的观念最早可追溯到《汉谟拉比法典》和《希伯来圣经》。欧洲启蒙运动先驱之一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说:“生命权是基本人权。如果一个社会契约无法保护人的生命权,它就是无效的。”在任何情况下,生命权都是最高的人权。
这一观念在中国古典作品中也有深刻体现。《孟子·公孙丑上》中存在“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表述;《道德经》中提到“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墨翟在《非攻》中提到“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NG.28.66,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
方强:两者在人权观念上的相似性有很多,都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认可的几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方面着墨甚多。西方经典更多受宗教影响NG.28.66,而中国经典文化则更多从教育家、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角度出发,探讨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如美国早期清教移民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建立的马萨诸塞湾公司,就用圣经中的“上帝十诫”作为当地法律,告诫信徒不要滥杀无辜和偷盗。在中国,不少儒家经典都是从人类道义和社会政治伦常出发NG.28.66,要求不要滥杀无辜。
方强:一些欧美启蒙运动思想家都曾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伏尔泰对中国古代文化很着迷。在《风俗论》中,伏尔泰提到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先驱。他认为中国社会讲究理性和包容,并借此批判其他国家守旧、不拥抱现代主义。有学者认为,正因为伏尔泰的作品中包含中国因素,才让他成为启蒙运动中的“philosophe”(启蒙运动者)。
中西经典文化对人权的贡献没有过时。很多西方经典著作里的内容,在近代启蒙运动中被接受和发展成近代政治理念,如欧洲思想家重新阐释了《圣经》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并将其扩大为尊重人格、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基本人权。中国古代经典中的许多人权理念,在今天也得到继承与发展,如民本思想、对个人财产的尊重和保护等。(完)
方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校区历史系教授、美国华人社会科学教授协会主席,曾任美国中国历史学家学会主席(2017-2019)以及《美华史记》期刊主编。现任“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书系主编。主要著作有《谁在研究中国》、Communist Judicial System in China(《新中国司法制度史》)、Power versus Law in Modern China (《近代中国的权与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