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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副主任 赵精武：我们重点要防治的是部分信息的推送方式，核心目的在于保护消费者和用户的信息自主权。比如我们国家的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中明确，必须提供不直接匹配到具体自然人的用户标签画像的功能，而且要求提供给用户及时关闭与自己其他信息相关联的功能。之所以提供切断渠道，就是为了避免大量信息被滥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副主任 赵精武：我们国家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针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群体做了区分，因为这两类群体在面临算法推送时存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未成年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有限，易受到网络沉迷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解决网络沉迷的问题。而对于老年人来说，一般碰到的问题是大量新兴的技术，以及这些信息技术无法使用的问题，因此立法所要解决的是适老化问题，并且还有防止网络诈骗的风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副主任 赵精武：首先我们需要承认，法律跟技术治理之间是存在脱节问题的，所以我们需要配套更加灵活的治理机制。在实践当中比如像科技审查的机制，就是为了解决技术创新当中碰到的各类风险。同时，除了算法治理的法律，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里的相关制度也可以起到辅助治理功能。除了这两点之外，为了有效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法律也会给未来的平台经济预留一定空间，来实现平台经济发展和监管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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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专家表示，青少年痴迷“烟卡”会带来5大危害：一是通过“烟卡”过早地接触烟草商标，可能会造成尝试吸烟的心理暗示；二是痴迷“烟卡”游戏，可能促成变相的赌博行为，且“烟卡”分等级会在同学间形成攀比，出现价值导向问题；三是在路边寻找甚至在垃圾桶翻找丢弃的烟盒，极易受到细菌污染从而影响健康；四是为获取“烟卡”，已出现校园教唆、胁迫等不良现象；五是可能滋生违法犯罪。
北京肺癌诊疗中心主任、北京市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支修益提到，“烟卡”的潜在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误导青少年认知，孩子们在收集、交换烟卡的过程中，很容易对烟草产生好奇和向往。二是烟草广告效应，玩具“烟卡”上印刷的烟草品牌标识和相关信息，实际上是在向孩子们传播烟草广告。三是增加未来吸烟风险，孩子们在接触玩具烟卡的过程中，可能会逐渐接受并模仿吸烟的行为。
廖文科表示，卫生与健康部门或专业机构首先要表明态度，“烟卡”游戏是不健康的游戏，要限制其在青少年中流行。其次，学校要加强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和管理，采取必要的措施，劝阻或制止青少年沉迷于“烟卡”游戏。在对学生宣传烟卡游戏危害的同时，明确制止学生在校园内玩“烟卡”，叮嘱学生不要在放学后玩“烟卡”。还要把“烟卡”游戏的危害告知学生及其家长，要求家长不要为孩子提供“烟卡”，制止孩子在家或社区与同伴玩“烟卡”游戏。在对中小学生加强教育和管理的同时，也要加强引导和疏导，为孩子们提供更加丰富且喜闻乐见的课外活动平台，引导和培养孩子们有意义的兴趣爱好及健康的生活方式。最后，还要从源头上取缔“烟卡”销售行为，要呼吁有关机构加强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取缔“烟卡”销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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