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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芬兰教育代表团开启了联合国媒介素养周首次上海校园之行。芬兰罗瓦涅米市教育局局长带领的访问团来到了上海市实验学校，教育局长Jussi Kainulainen表示，芬兰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他强调，芬兰的教育体系鼓励教师创新，为他们提供充分的自主权和资源支持，以便更好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此外，芬兰教育还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交技能，致力于创造一个包容、平等的学习环境。

在中芬教育国际比较视野论坛环节，芬兰访问团带来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教育实践，包括以国家课程大纲为基础的个性化定制教学；每年根据最新事物要点更新教材；及时把互联网、新闻要点整合到授课当中；坚持政府办学免费教育，把教育公平落在实处等。未来，他们还将把人工智能等相应的高科技内容整合到平时的教学活动当中，更注重培养孩子的社交技能等基础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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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典型的使用细长机身和平直机翼总体布局设计的无人机不同（这种布局的无人机升阻比较大、最大升限较高、但高速性能较弱），彩虹-7无人机采用了独特的飞翼布局，翼身高度融合，机身后方采用锯齿型“海狸尾”，从翼尖到机身后端分别安装有副翼，襟翼和水平尾翼，进气口位于机身上方，发动机尾喷管则采用半隐藏式设计，飞机外形光滑优美，整体设计简洁明快。

在展馆内，静态展示的彩虹-7无人机前面摆放了多种制导弹药。据了解，此次航展，彩虹公司的“射手”系列导弹以全新姿态亮相，打击弹药家族的新成员AR-1K空地导弹、AR-2C空地导弹、AR-5空射巡飞弹都是首次参展。新导弹充分吸收了海外客户的宝贵建议和多地局部战争经验，扩大了原先的导弹谱系。新弹药的定型后，“射手”导弹家族从20公斤级到150公斤级一应俱全，更能从实战需求出发，满足多样化打击需求，性能强大，谱系齐全。

据了解，彩虹-9无人机系统瞄准于未来战争，可实现侦察监视、作战支援和对地打击等多种任务，是真正意义的“飞行狙击手”。第一类典型的任务模式是进行长时间的侦察和监视，无人机可携带先进的高分辨率传感器和侦察设备，对重要目标区域进行持续、实时的侦察和监视，对重要目标进行搜寻和跟踪。第二类任务模式就是进行多种形式的作战支援，包括进行目标指示、通信中继、电子干扰、毁伤效果评估等辅助作战任务。第三类任务模式是携带对地/对海攻击武器，直接实施精确打击。

彩虹-3D中程多用途无人机是在彩虹-3A无人机基础上升级研制的一款低成本、高性能、中空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具备卫通数据链通信能力，可挂载光电载荷、SAR、电子战载荷等多型任务载荷，也可挂载机载精确制导武器，可执行多种侦察打击作战任务。彩虹-3D无人机还可广泛应用于航空物探、森林防火、应急救援、遥感测绘、海洋监测等行业。真正实现了更低成本、更高性能，为彩虹品牌进一步发展低空经济提供强大动能。

彩虹-YH1000新型无人运输机是航天彩虹响应国家“低空经济”发展战略，在物流运输领域实施业务拓展的产物。该型无人机主要聚焦于未来无人航空货运服务，机身内货舱可搭载4个国际标准联运托盘，能与主流微货微面无缝对接。作为一款技术成熟，大量使用货架产品的无人机，不久后就可能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融入每一个普通人生活的“空中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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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1930年生，上海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史学系，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文物出版社总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常务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及复旦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史学会会长；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及第八、九届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金冲及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历史学家。代表作有《辛亥革命史稿》（与胡绳武教授合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等；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中共领袖传记。他先后多次获得中国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

1954年2月，《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了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文章提出了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划分。当时，金冲及大胆提出不同看法：中国近代历史划分的标准，应把“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同时，他也对孙守任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提出自己新的见解。

秉持着这种精神，在研究室三十几年的时光中，金冲及主编了《毛泽东传（1893—1949）》《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共同主编了《毛泽东传（1949—1976）》《陈云传》《李富春传》，前两种分别获得第三届和第一届国家图书奖。他也曾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在胡绳的主持下，参与编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与金先生第一次见面，他竟然很热情地说，他知道我，这让我很惊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黄洋回忆，“我的研究领域是世界古代史，之前并没有机会和金先生打交道，聆听他教诲，他怎么会知道我这个小青年呢。看我一脸疑惑，他解释说之前听朱维铮先生跟他介绍过我，他就记住了。这让我既惊讶又感动，离开复旦这么多年了，他仍然如此关心母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