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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明确指出：“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生命权的观念最早可追溯到《汉谟拉比法典》和《希伯来圣经》。欧洲启蒙运动先驱之一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说：“生命权是基本人权。如果一个社会契约无法保护人的生命权，它就是无效的。”在任何情况下，生命权都是最高的人权。

这一观念在中国古典作品中也有深刻体现。《孟子·公孙丑上》中存在“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表述；《道德经》中提到“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墨翟在《非攻》中提到“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

方强：两者在人权观念上的相似性有很多，都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认可的几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方面着墨甚多。西方经典更多受宗教影响，而中国经典文化则更多从教育家、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角度出发，探讨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如美国早期清教移民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建立的马萨诸塞湾公司，就用圣经中的“上帝十诫”作为当地法律，告诫信徒不要滥杀无辜和偷盗。在中国，不少儒家经典都是从人类道义和社会政治伦常出发，要求不要滥杀无辜。

方强：一些欧美启蒙运动思想家都曾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伏尔泰对中国古代文化很着迷。在《风俗论》中云开·全站APP登录入口，伏尔泰提到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先驱。他认为中国社会讲究理性和包容，并借此批判其他国家守旧、不拥抱现代主义。有学者认为云开·全站APP登录入口，正因为伏尔泰的作品中包含中国因素，才让他成为启蒙运动中的“philosophe”(启蒙运动者)。

中西经典文化对人权的贡献没有过时。很多西方经典著作里的内容，在近代启蒙运动中被接受和发展成近代政治理念，如欧洲思想家重新阐释了《圣经》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并将其扩大为尊重人格、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基本人权。中国古代经典中的许多人权理念，在今天也得到继承与发展，如民本思想、对个人财产的尊重和保护等。(完)

方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校区历史系教授、美国华人社会科学教授协会主席云开·全站APP登录入口，曾任美国中国历史学家学会主席(2017-2019)以及《美华史记》期刊主编。现任“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书系主编。主要著作有《谁在研究中国》、Communist Judicial System in China(《新中国司法制度史》)、Power versus Law in Modern China (《近代中国的权与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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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三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地点)位于丹江口市丹赵路街道茅腊坪村，分别为羊山旧石器遗址第一地点、第二地点、橘树林旧石器遗址。其中，羊山旧石器遗址第一地点、第二地点，地表种植经济作物，裸露少量打制石器。通过观察遗址暴露的断面，该遗址保存有1米至2米厚的更新世红土堆积。调查人员采集石制品近20件，原料包括石英岩、脉石英、千枚岩和粗面岩；石制品类型包括手镐、砍砸器、刮削器、石核、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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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德文系教授李双志介绍了《浮士德》长达六十年的成文史。他认为恢弘厚重是《浮士德》的一面，另一面则是轻盈：落脚到“美”字的魔鬼赌约，浮士德的追求是轻盈的，因为美具有超越性；魔鬼这个角色用戏谑的方式嬉笑怒骂，使沉重的东西有了轻盈的维度；同时老年歌德出神入化的笔触是轻盈的。只有把厚重与轻盈结合在一起，才能看到《浮士德》真正的美。

李双志指出，自《浮士德》面世以来，对它的阐释产生了偏离和曲解。在走入中文世界的时候，也因为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使译文与原文有所偏离。《浮士德》的戏剧形式决定了它描摹众生相，在不同的人物形象所说的话语、所采用的韵律、所使用的诗歌格律间不断跳跃转换，尤其梅菲斯特的语言特别不好把握。加之第二部的内容跨越上下三千年，足见其翻译难度。谷裕译本据实翻译，贴近原文文本，雅俗得当，可谓是为读者打开了《浮士德》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