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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吴淋姝）近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分家纠纷案件，张大爷在分家近30年后，要求二子返还分家单中赠与的财产，协商不成遂对簿公堂。最终，法院认为分家单实质上是分家析产协议，不是单纯的赠与合同，且已得到实际履行，不支持张大爷撤销分家单的诉求。 11月21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了解到，张大爷共生育张一（化名）和张二（化名）二子，张大爷原有祖遗房屋一处，后又申请批宅基地一处，1990年，张大爷与二子进行分家并签订了分家单，对家庭共有财产的两处房产、家具、粮食等进行了分配，对外债、老人赡养、老家住房等问题进行了约定。现张大爷主张其经济状况恶化，不愿意由两个儿子赡养，要求两个儿子返还分家单中赠与的财产，遂诉诸法院。 张一辩称，其近30年始终履行赡养义务，张大爷的吃穿住行均是其负担，其认为分家分配的不是张大爷的个人财产，而是对家庭成员共同财产的分配。张二辩称，其近30年来也始终履行赡养义务，之后也愿意继续赡养张大爷。 法院认为，赠与协议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协议。但分家协议是家庭成员之间达成的，将大家庭分成小家庭以及将家庭共有财产予以分割的协议，内容一般涉及家庭共有资产分配、债务承担、老人赡养等。 因此，本案中的分家单不是单纯的赠与合同，实质上是分家析产协议。对分家协议效力的认定，应遵循尊重善良风俗，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的原则，应着重审查分家协议是否已经实际履行。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张一和张二分别已在分得的房屋处居住至今，分家单已得到实际履行。依照本地农村习俗，子女成年后父母主持为子女分家是一种习惯，原告现主张两处房产均为其个人房产，不符合农村习俗和实际情况，法院不予采纳。 经核查，分家以后张大爷与张一共同生活长达近30年，张二在张大爷生病住院时也尽到了照顾义务，且在法院就赡养纠纷作出判决后也履行了给付赡养费的义务。张大爷陈述的理由均不能作为撤销分家单返还房屋的理由。 综上，张大爷主张撤销分家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表示，分家析产协议是处理家庭财产的一种方式，是在家庭生活中，为了子女独立分开生活，家庭成员就家庭共有财产协商一致进行分割的协议，主要目的在于对家庭成员的共有财产进行明晰和处理，不是对个人财产的处分，而是家庭共同财产，如果有个人财产应先从共同财产中区分出来，如果将个人财产赠与家人，则属于赠与合同范畴。因此，分家协议实质上是对家庭共有财产的分割，性质上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析产，不能按照赠与合同来处理，不适用赠与协议撤销权的规定。编辑 杨海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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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龙飞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龙飞利用担任中国航天机电集团公司办公厅总经理办公室秘书，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办公厅副主任、主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党组成员、纪检监察组组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龙飞曾长期在航天系统工作，历任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第五研究院502所干部，第五研究院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团委书记兼政治部青年工作处处长，中国航天机电集团公司办公厅总经理办公室秘书，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办公厅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党组秘书，办公厅副局级巡视员、副主任、主任，办公厅主任兼航天科工深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称，龙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频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健身和娱乐活动安排；背离组织要求，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干部选拔、职工录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清廉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大额钱款，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大搞权色、钱色交易；道德败坏9479威尼斯，腐化堕落；执纪违纪，执法犯法，把组织赋予的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作调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龙飞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龙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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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就出现了丰富的人权理念，涉及生命权、人身安全等。”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吕锡琛举例说，中国道教早期经典作品《太平经》中的“人命最贵”“各自有业”“民气上达”等思想，这些都体现出中国先贤对生命权，以及平等、自由和发展等人权理念的强烈渴望和追求，亦有助于在当今世界“为丰富人类文明多样性、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提供思想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