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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慕宏举）股东向公司转账的款项被记成“其他应付款”，债务公司要求股东还债被拒，债务公司遂起诉要求将股东列为被执行人承担补充责任。近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获悉，法院支持债务公司诉求C7电子娱乐，两股东均应承担补充责任。新京报记者了解到，甲公司于2013年成立，注册资本为300万元，其中股东张某认缴180万元，股东阎某认缴60万元。2021年9月29日，因为甲公司迟迟没有履行两年前就已到期的1000万元债务，乙公司起诉甲公司还款并获法院支持。执行中，甲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而乙公司发现甲公司股东张某尚有124.5万元未实际出资、阎某尚有54万元未实际出资，便于2023年6月申请将二人列为被执行人并要求其承担补充责任。张某、阎某则主张，其二人曾经通过阎某向公司转账220万元，已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不应再承担补充责任。这220万元是何来历？原来早在2014年，股东阎某曾分三笔向甲公司转账共计220万元，公司记账凭证中记载为“其他应付款”。直到2021年9月6日，甲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前述220万元款项包含了股东阎某自己的54万元出资款，以及受股东张某委托代其出资的124.5万元，所有出资都用于公司运营。2021年11月，张某将全部180万股权转让给阎某。北京二中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220万元款项是否已经转为股东实缴出资。其一，阎某向甲公司转账220万元时并无缴纳出资款的意思表示，即使该220万元汇入甲公司账户后用于公司经营支出，亦不能直接证明阎某汇款时系缴纳股东出资款。结合公司记账凭证等证据，该款项应认定为阎某对甲公司的债权。其二，甲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将该款项确认为补缴出资款时，甲公司与乙公司已发生合同纠纷诉讼，甲公司的股东应对此知情。在甲公司涉诉且即将被判决负债的情况下，股东会以决议形式将股东的债权转化为股东对甲公司的出资款，等同于认可股东以其对公司享有的债权抵销其出资义务，进而等同于赋予了股东债权优先于其他债权受偿的地位，将会导致对包括乙公司在内的其他外部债权人不公平的结果。因此，阎某依据股东会决议主张其已实缴出资，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阎某与张某均明知双方未实缴出资，张某于前述股东会决议之后将其股权转让给阎某，乙公司作为债权人仍有权主张原股东张某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阎某作为受让人应对张某的前述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最终判决支持乙公司追加张某、阎某为被执行人。张某应在其未出资124.5万元范围内对甲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向乙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阎某应在其未出资54万元范围内对甲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向乙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在124.5万元的范围内对张某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编辑 甘浩校对 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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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万元的工程款全部收到了，我们真的没想到法院的诉前调解这么快、这么好，谢谢调解员帮助我们要回欠款，解决了我们公司的大难题！”前不久，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诉前成功调解两起涉企案件，不到一个月时间帮助企业顺利索回工程款285万元，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诉源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平安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城西区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定落实“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指示精神，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大格局，不断深化“法院+N”治理模式，将司法力量向前延伸嵌入基层社会治理，推进基层善治，谱写了多元共治的新篇章。
“在诉前调解中，特邀调解员发挥重要的作用。”城西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李成玲介绍，2023年5月城西区法院广泛吸收精通调解的人才，组建了一支包括退休法官、律师、人民调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特邀调解队伍，“法院+特邀调解”建立“解纷过滤器”，城西区法院的特邀调解团队诉前调解成功各类纠纷3856件，实现大量矛盾纠纷止步于诉前，极大地节约了群众和企业的解纷成本，降低了矛盾纠纷的成讼率。
“立足本职，着眼未来，城西区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主动服务改革发展大局，创新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释放法院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司法效能，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城西区法院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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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吴淋姝）某博物馆因延迟交稿无法继续履行图书出版发行的合同义务，将某出版社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出版经费199500元。11月2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布了案件详情，法院经审理认定，涉案债务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判决解除合同并判令出版社返还博物馆部分出版经费169500元。 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获悉，博物馆诉称，其与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C7电子娱乐，约定由其向出版社交付符合出版要求的稿件并支付出版经费，出版社为其出版发行图书。后因其在履约过程中约稿不顺C7电子娱乐，稿件数量及质量无法达到出版该书的字数以及内容要求，事实上已无法向某出版社交付稿件。为维护博物馆的权益及平衡双方的利害关系，博物馆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出版社返还其已经支付的出版经费。 出版社辩称，涉案合同签订后，出版社认真履行合同义务，特别设立专项小组、招聘专业技术编辑，持续进行专业技能培训，积极推进丛书出版，同时在编辑、编务和宣传等方面均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涉案图书已完成出版社“三级论证与审批”的出版内审手续，只待博物馆来稿。故不同意解除涉案合同并返还出版经费。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图书无法按时出版的原因主要在于博物馆延迟交稿，出版社出版涉案图书的前提是博物馆向其交付符合出版要求的稿件，考虑到该债务的性质具有较高的人身属性，该债务的履行有赖于债务人的自由意志，故在博物馆明确表示不履行的情况下，法院难以强制其继续履行，这也足以导致涉案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现博物馆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规定要求解除涉案合同，终止涉案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法院对此予以支持。 关于合同解除的后果，因出版社已经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对该项目进行选题论证，通过了出版社的选题立项，故上述劳动的对价应当在合同解除时予以返还。 最终，法院判决涉案合同解除，出版社返还博物馆部分出版经费169500元。宣判后，出版社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表示，该案是在债务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情形下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的典型案例，既有效避免了违约方始终囿于合同束缚，亦充分尊重了守约方的劳动对价，符合合同的效率价值和经济价值。 编辑 彭冲 校对 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