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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此条规定，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破坏草原植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被，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草原被破坏前三年平均产值六倍以上十二倍以下的罚款；给草原所有者或者使用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是被烧的灌木是非珍稀保护植物，游客的行为不涉及破坏珍稀野生植物，二是被烧毁的是草地灌木丛，其行为不是损毁林木，而是损毁草原，三是游客的动机是生火取暖，被烧的灌木丛独立未连成片，在可预见范围内，其行为不会引燃其他森林，不会造成森林火灾隐患。”刘文华认为，已经烧毁的灌木丛面积较小，达不到放火罪所要求的“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入罪标准。综上，有关部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对游客作相应的行政处罚是恰当的。

至于网友称“不点火就冻死的话，点火行为应该属于紧急避险，不承担法律责任”，刘文华表示，“紧急避险”的认定，要结合游客当时是否发生可能冻死的情况，以及是否还存在借别人衣服取暖等替代情形来认定。即便存在紧急避险，游客也要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将损失降到最小，同时紧急避险之后，涉事游客也要承担生态恢复的责任。

一不愿具名的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生态研究学者告诉澎湃新闻ku游网页版，上述通报中提及的金花小檗系半常绿灌木，高约1米，生于山坡、灌丛中、石山、河滩、路边、松林、栎林缘或沟边，分布于海拔1000-4000米；粉紫杜鹃也为常绿灌木，高0.8-1.2米，生于开阔的岩坡、高山草地、杜鹃一黄栎灌丛、云杉林下或林缘，分布于海拔2500-46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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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在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人工智能负责任开发与应用分论坛”上，蚂蚁集团副总裁李俊奎在发言中指出，要为AI健康发展设立“红绿灯”：对会给人类价值观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冲击的AI应用，必须进行防御和抵制；对具有潜在风险的AI应用领域，要做充分、深度的分析和研究，建立完善的伦理和安全框架；对那些有益于人类的AI应用，应亮起通行信号。

黄灯，就是在技术之外，做好AI制度管理，谨慎对待那些具有潜在风险的AI领域。“例如，自动驾驶领域虽然前景非常广阔，但目前还存在很多复杂的伦理问题，比如当自动驾驶汽车面临不可避免的碰撞时，它应该优先保护车内乘客还是行人？”李俊奎认为，面对类似情况，要进行充分、深度的研究和讨论，建立完善的伦理和安全框架，只有当风险可控时，才允许其继续前行。

李俊奎认为，负责任AI的建立需要各界多方共同努力。对于政府来说，要制定合理的法规政策，明确红线和监管的机制；对于社会组织、科研机构来说，要加强对AI伦理和风险的研究，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对于科技企业来说，要自觉遵守道德和伦理准则，将社会责任融入技术研发中；对于公众来说，要积极关注和参与AI发展的讨论，共同构建负责任的AI。“总之，设立好红绿灯，建立负责任AI，是一个系统性、开放性的命题，既刻不容缓，也需要长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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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看来，澳门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有许多特殊优势，但其中最为重要、最具价值、最能作出贡献的就是文化。澳门回归祖国25年来取得怎样的发展成绩，澳门究竟有何独特魅力能够当选“东亚文化之都”，以及澳门如何校准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定位，更好地以澳门所长对接国家所需？吴志良日前接受中国新闻网“港澳会客厅”专访，讲述他眼中的澳门文化，并对上述问题一一解答。

吴志良：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就可能要回顾一下历史。澳门自明朝中叶开埠以来，一直是亚洲最繁盛的商贸和文化交流港口。当年航海通道开通之后，葡萄牙人首先从非洲西岸绕过好望角到了印度洋，再来到中国的珠江口，因为为明朝所不容，他们跑去了日本，再回到中国的东南沿海。某种意义上，澳门是整个东亚的中心，它一直是中国与东亚地区、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中国与西方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

吴志良：澳门文化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完整保存了中华传统的文化基因。因为澳门过去几百年来远离战争，远离权力中心，远离天灾人祸。中国(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的很多传统的基因，在澳门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所以我们这里的民族文化谱系是比较清晰的。另外一方面，澳门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一个港口，我们还说它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特区”，又成为了与西方、与外来文化交流交往的前沿阵地，并且这种交流交往能够在相对平等的状态下，所以这种交流的过程是自然的。

一方面，我们是中华文化的忠实守护者，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巨大开放性和包容性。澳门历史城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是因为它的庙宇。内地其他省市的庙宇历史更加悠久、更加宏伟、更具艺术性。我们的教堂跟欧洲很多教堂来比，艺术性规模可能也没有他们那么大。但是在澳门那么细小的一个地方，中西文化能够长期和睦相处，这在世界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方是比较罕见的。我们说澳门能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主要的原因就是形成了一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宗教可以在方圆数里之地和睦相处的一种社区精神。

吴志良：澳门是个移民城市，从天南海北、世界各地来到澳门的移民，他们是为了寻求这种更加好的生活，大家都会以和为贵。虽然对方的文化习俗我们不接受，我们甚至不了解、不懂，但经过一段时间相处之后，大家还是可以相互地尊重、相互地理解，随着交往的密切，慢慢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这也就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产生的契合点。

当时他们的初衷其实非常简单。第一要摸清楚澳门历史发展的规律；第二要对澳门当时的现状，它的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情况摸清楚，使得澳门的回归更加顺利，使澳门特区的创建更加顺利；第三，怎么来处理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澳门特区成立之后，澳门在国家发展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澳门还有什么价值可为国家服务？这是他们思考的核心问题。

所以后来我做了总结，还是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澳门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它的主流核心价值是什么？首先，“澳门学”要旗帜鲜明地讲出来；第二，“澳门学”的研究要定位为一个地方学的研究，因为它的宏观叙事是在中国大背景下；第三，“澳门学”还要凸显它的国际性。因为澳门作为对外开放的一个港，对当今中国走向世界舞台是有帮助的；第四，我们还要培养一批人才，形成人才的梯队，使得“澳门学”可以薪火相传。

吴志良：澳门回归后的25年，毫无疑问是澳门历史上最辉煌的25年。政治上，澳门经历了从殖民管理到“一国两制”的转变；经济上，从回归前的不知名城市，现在成为世界名列前茅的一个经济体，创造了一个地区、一座城市发展的奇迹；从文化上看，澳门虽然是在历史学界公认的中西文化交流重镇，但大众对它的认知其实还是不够的，25年后澳门文化的能见度、影响力明显增加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更加坚定；教育上更不用说，我们刚刚回归的时候，澳门的人口中只有5.5%接受过高等教育，到2021年这个比例已超过30%，澳门的大学也从一所变成了十所。

吴志良：澳门的条件我认为有四点：中西并举、古今同在的丰富历史文化底蕴。第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交流互鉴的经验。第三是“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社会环境。第四点，我认为也很重要，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话语体系。这四个特点是在澳门中西文化碰撞、交往交流中形成的经验，为澳门在国家发展中的文化定位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特别在当今“小院高墙”这种年代，更需要像澳门这样的文化符号，西方看得明白，东方看得明白。用其他国家的人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更加明白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我认为没有其他地方比澳门更好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怎么充分利用澳门这个特殊地位和“一国两制”的政策优势，将澳门打造成一个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基地，传播我们的文化，传播我们的价值，传播我们的发展理念。

最近我还提出要将澳门打造成中国的“文化硅谷”。为什么用“硅谷”这个词？我希望中外文艺大家、文博机构、文博项目可在澳门落地，共同交流思想、切磋技艺、共同创作。很多时候只是我们自己创作的东西，人家未必看得明白。我们一起来打造时，作品就融合了不同文化的元素，使澳门真正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之地，真正可以为中国的对外传播作出我们的贡献。

澳门的“道”非常的简单，也就是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应该怎么做？澳门几百年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在这里和睦相处ku游网页版，不就是人类未来应该找到的一条路？当时我的博士论文起了个名字叫“生存之道”，到现在我认为这个“道”要走得更远，不是澳门本身的生存，而是人类的生存。所以澳门在回归祖国25周年的时候，能引起各方关注，我感到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