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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巴西，分处地球两端，不同的环境与发展历史让两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然而，透过华语电影营造的武侠世界，40多年前，年少的霍心武(Rogério Fernandes de Macedo)偶然触碰到打开另一个维度的开关，中华武术的玄妙奥义开始植根于他的内心，并不断生长，令他开始以一种独特的视角观照世界另一端“神秘莫测”的中国，体味其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随着20世纪中国移民增多，中华武馆在世界各地设立，“会功夫”成了外国人眼中中国人最明显的标签之一，不仅强化了武术的全球传播，也改变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霍心武介绍，中华武术大约20世纪60年代在巴西开始盛行，通常是华人移民开办武馆，并担任武师。后来，随着武侠电影影响力持续扩大，越来越多的巴西人对这种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的打斗技巧产生兴趣，许多华人武师也开始在社区外开班授课。

霍心武表示，在巴西学习和教授武术最大的难题在于，大多数巴西弟子只专注于训练打斗技巧和动作，对武学的理论知识和武术精神知之甚少且不求甚解。在他看来，武德是武术文化“最主要的概念”。“对我来说，这就像孔子将射箭作为一门学科来培养君子一样，孔子擅长射箭，但他不练习杀人。他的目标在于教育和锻炼身心。”霍心武如此阐述他对武术文化的理解。他认为，在中华文化背景中，武术不仅是技击的手段，更是一种文化和哲学的体现，强调内外兼修，注重个人修养和道德品质的培养。

中华武术在巴西流传已久，是否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武术的‘粉丝’群体在巴西并不算小——巴西有很多热爱武术的人，有许多学校、武馆，不少人受到长期生活在巴西的中国武术师的影响。”霍心武介绍。而说起巴西最具知名度的中华武术流派，霍心武毫不犹豫地选择太极拳。他认为，太极拳常常与中医的健身养生挂钩，随着中医文化在巴西开枝散叶，许多医生会建议患者练习太极拳强身健体。

如今，武术交流也已成为中巴之间、中拉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比如，“中拉武术交流论坛”自2021年起就成为“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中拉论坛)的固定分论坛，由中国武术协会与拉美13国相关机构共同创立，每年举办比赛、训练营等不同形式的交流活动。而武术交流也进一步激发了巴西人对武术的热情，就在不久前，巴西赢得了2025年第十七届世界武术锦标赛的主办权。

霍心武还提到，如今，太极拳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武术也如他师父魏长青曾预期的那样走进国际比赛，成为2026年达喀尔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项目。他认为，“国际化”为武术在巴西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无论巴西人从前如何练习和理解武术，中华文化和中国武术项目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都可以促进这些观念“向更加积极的方向转变”。这也将使两国日后在文化交流的各个领域受益。

“我在巴西孙膑拳协会的工作，就是向巴西人教授武术、中国语言和文化。我认为武术是促进巴中文化交流、加强巴中和平、友谊与合作的典范”，霍心武总结道，在巴西推广武术运动是他汉学研究中最大收获之一。未来，霍心武还计划通过翻译更多的中国武术理论资料，为武术在巴西的教学提供支持，并深入研究武术精神及其与儒学教义的关系。(完)

霍心武(Rogério Fernandes de Macedo)，巴西汉学家，国际儒学联合会成员，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社会科学博士，对外葡萄牙语教师，巴西孙膑拳武术协会主理人。他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汉学、在巴西进行汉语教学和中华武术推广，曾发表《汉语拼音字母的起源》《比较汉学：西方汉学基础和王力建构的中国汉学》《巴西汉语教学史：关于语言规划问题》等学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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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7月，医院迁入麦家圈新院舍，因院址坐落于山东路，俗称山东路医院（Shantung Road Hospital），亦称“仁济医馆”。1952年11月29日，经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批准，医院由上海第二医学院接管成为其附属医院。随后于1966年和1972年分别更名为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工农兵医院、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跨越三个世纪，历经180个春秋，仁济医院创造了无数中国和世界医学史上的传奇，全国首家护校、国内首个骨科病房、中国第一台人工心肺机、首例针刺麻醉下心内直视手术等，都诞生于仁济医院。医院培养了一大批仁心仁术、勇于创新的医学人才，如：中国内科学奠基人黄铭新，中国外科学奠基人兰锡纯，中国第一批工程院院士、中国消化病学奠基人江绍基……他们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立下了一座座里程碑。

在数字化方面，仁济医院坚持数字赋能发展，“便捷就医服务”七大场景已全部落地，在全市最早实现医疗费用脱卡线上支付，已与全市9个区51家养老机构签约建设云诊室，“互联网医院+养老院”创新模式覆盖超过1.9万张床位；在人才培养方面压球软件app，2014年，在仁济医院成立的上海—渥太华联合医学院，开创了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学国际化改革先例；2019年与法国医学科学院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医学院合作共建“中法外科学院”，标志着医学教育国际化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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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明确指出：“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生命权的观念最早可追溯到《汉谟拉比法典》和《希伯来圣经》。欧洲启蒙运动先驱之一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说：“生命权是基本人权。如果一个社会契约无法保护人的生命权，它就是无效的。”在任何情况下，生命权都是最高的人权。

这一观念在中国古典作品中也有深刻体现。《孟子·公孙丑上》中存在“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表述；《道德经》中提到“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墨翟在《非攻》中提到“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

方强：两者在人权观念上的相似性有很多，都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认可的几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方面着墨甚多。西方经典更多受宗教影响，而中国经典文化则更多从教育家、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角度出发，探讨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如美国早期清教移民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建立的马萨诸塞湾公司，就用圣经中的“上帝十诫”作为当地法律压球软件app，告诫信徒不要滥杀无辜和偷盗。在中国，不少儒家经典都是从人类道义和社会政治伦常出发，要求不要滥杀无辜。

方强：一些欧美启蒙运动思想家都曾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伏尔泰对中国古代文化很着迷。在《风俗论》中，伏尔泰提到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先驱。他认为中国社会讲究理性和包容，并借此批判其他国家守旧、不拥抱现代主义。有学者认为，正因为伏尔泰的作品中包含中国因素，才让他成为启蒙运动中的“philosophe”(启蒙运动者)。

中西经典文化对人权的贡献没有过时。很多西方经典著作里的内容，在近代启蒙运动中被接受和发展成近代政治理念，如欧洲思想家重新阐释了《圣经》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并将其扩大为尊重人格、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基本人权。中国古代经典中的许多人权理念，在今天也得到继承与发展，如民本思想、对个人财产的尊重和保护等。(完)

方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校区历史系教授、美国华人社会科学教授协会主席，曾任美国中国历史学家学会主席(2017-2019)以及《美华史记》期刊主编。现任“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书系主编。主要著作有《谁在研究中国》、Communist Judicial System in China(《新中国司法制度史》)、Power versus Law in Modern China (《近代中国的权与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