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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的营商环境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土壤。2019年，荣昌区创新建立营商环境观察员制度，聘用民营企业高管、商会负责人、大学教授、律师以及社区负责人等，深入各市场主体收集各项涉及营商环境的信息，搭建企业意向表达的绿色通道，帮助化解涉企的矛盾和纠纷。营商环境观察员制度为荣昌走出了优化营商环境新路径，激发了新动能，推动民营经济实现从“生力军”到“主力军”的跨越。
荣昌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覃兴建介绍，“企业之家”内开设有企业直通车服务，针对收集到企业反映的问题建议，采取现场办公，现场解决；现场不能解决的，现场交办，限期办理，及时反馈。“‘企业之家’搭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各类三方服务机构平等对话和信息交流平台，逐步实现抱团取暖、抱团发展、抱团竞争。”
荣昌区“爱吃的桃二妹”食品加工厂负责人邱涛是“90后”。作为一名返乡创业青年，她在受访时表示，创业之初在食品生产领域完全是“小白”，唯一拥有的就是多年研究出来的产品配方。在荣昌，只需找市场监管部门，告知想要营业的范围，工作人员会根据企业所经营的范围进行悉心指导，很快就办好所有手续。“在经营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能得到相关部门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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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明确指出：“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生命权的观念最早可追溯到《汉谟拉比法典》和《希伯来圣经》。欧洲启蒙运动先驱之一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说：“生命权是基本人权。如果一个社会契约无法保护人的生命权，它就是无效的。”在任何情况下，生命权都是最高的人权。
这一观念在中国古典作品中也有深刻体现。《孟子·公孙丑上》中存在“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表述；《道德经》中提到“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墨翟在《非攻》中提到“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
方强：两者在人权观念上的相似性有很多，都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认可的几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方面着墨甚多。西方经典更多受宗教影响，而中国经典文化则更多从教育家、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角度出发，探讨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如美国早期清教移民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建立的马萨诸塞湾公司，就用圣经中的“上帝十诫”作为当地法律，告诫信徒不要滥杀无辜和偷盗。在中国，不少儒家经典都是从人类道义和社会政治伦常出发，要求不要滥杀无辜。
方强：一些欧美启蒙运动思想家都曾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伏尔泰对中国古代文化很着迷。在《风俗论》中，伏尔泰提到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先驱。他认为中国社会讲究理性和包容，并借此批判其他国家守旧、不拥抱现代主义。有学者认为，正因为伏尔泰的作品中包含中国因素，才让他成为启蒙运动中的“philosophe”(启蒙运动者)。
中西经典文化对人权的贡献没有过时。很多西方经典著作里的内容，在近代启蒙运动中被接受和发展成近代政治理念，如欧洲思想家重新阐释了《圣经》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并将其扩大为尊重人格、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基本人权。中国古代经典中的许多人权理念，在今天也得到继承与发展，如民本思想、对个人财产的尊重和保护等。(完)
方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校区历史系教授、美国华人社会科学教授协会主席，曾任美国中国历史学家学会主席(2017-2019)以及《美华史记》期刊主编。现任“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书系主编。主要著作有《谁在研究中国》、Communist Judicial System in China(《新中国司法制度史》)、Power versus Law in Modern China (《近代中国的权与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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